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更是他自己的信心。

一个人在逆境中保持乐观，要么，缘于对时局胸有成竹，要么，是他无愧于心，可以坦然面对所有磨折。“小人常戚戚”，小人是很少有开心时刻的，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会更加咬牙切齿，哭天怨地。

你会由衷地觉得：这样一首词，多么豪迈清远，写下这首词的人，也该是多么高洁坦荡吧？千年之前，那个独自凭栏的人，传给后世读者们的信息，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位胸襟不凡的仁兄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舒亶。在群星璀璨的宋代词坛，他没什么名气。事实上，在历史中，他也只是个小人物。而能够得到被后世偶然关注的机会，也完全是因为，在某次著名事件中，他的名字和名人牵连在一起，而且，是以极其不光彩的形象。

他就是在“乌台诗案”中，害得东坡先生差点一命呜呼的家伙。他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因为整人的手段最恶毒，攻击的姿态最无耻，而跃然抢镜，成功当上“当朝小人排行榜”的头牌。

收集东坡的诗文，夙夜埋首其中，寻找每一处可以深文附会的地方，然后，一顶顶的帽子扣过来：交结朋党，讥谤朝政，欺君罔上……在宽待文人的北宋，也快够杀头灭族了。他来势如此凶猛，几页纸就弄得朝堂之上人人自危，连宰相们都小心地闭上了嘴。

这是他生平最斗志昂扬的时刻，每一步都走得急切而干脆，谁都看得出，与其说为维护皇帝的尊严，还不如说，这位御史大人，是在为进行中的“变法”运动开道，清除所有拦在路上的人，不管对方来头有多大，名声有多显赫。

他选择了拿苏轼开刀。为什么呢？首先，苏轼是个大嘴巴，他当时远离朝廷，在地方上做太守。新法推行中的许多弊端，他亲眼看到，不敢明说，背地里和亲朋好友可真发了不少牢骚。他又擅长诗文，提笔一首一首，字里行间，少不得含沙射影。这一点尤其讨厌，因为他是名人，而名人的影响力总是大的。

然后，在朝在野，苏轼都有极好人脉，新党中都多有他好友。尤其，他和蛰伏于洛阳的旧党领袖司马光交情深，明里暗里，为司马光的被罢免鸣了好多不平。所以，在新党眼里，苏轼这块拦路石，简直比司马光还碍事。

舒亶并不是单独跳出来的，他的同伴，还有御史台的一批同仁：李定、何正臣，等等，大都是变法运动中经王安石选拔而崛起的政坛新秀—苏轼曾在诗文中讽刺地称他们为“新进”之流。作为大宋第一才子，偶像级人物，苏轼这种不屑的态度，对“新进”们来说，还真是挺伤人的。好在，现在他们不用忍气吞声了。

于公于私，苏轼都必须被除掉。这是新旧两党关键一战。

王安石此时正隐退金陵，接过变法大旗的是吕惠卿，野心勃勃、深沉精明的“福建子”。吕惠卿的风格比其导师可强悍多了。他一上台，新党党众都干劲十足了。

舒亶身在御史台，这是攻击政敌的天然好位置。御史台的人，理论上严禁参与党争，严禁与大臣们有私交，但，会被严禁的事，就说明永远不会禁得住。何况，御史也是人，也有思想自由的好吗，谁能管得住一个小小御史，在私下里，在内心深处，是个坚定的新法拥戴者呢？

舒亶就此被推上了前台，于聚光灯下兴风作浪。他干得很好，瞬间扳倒苏轼，司马光以下的旧党主力，几乎被一网打尽。

用现代语言来形容，舒亶就是一根矫健的“棍子”，这样的棍子手，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从来不缺，他们的伎俩谈不上多高明，可以倚仗的只是当权者对下属的猜忌，是大人们的互相倾轧。但是，他们很懂得人的私欲是怎么回事，并且擅长利用它，所以出手往往稳准狠。

“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可谓一朵奇葩，诱人之处，连向来八面玲珑的副相王珪，都忍不住抛下了他的赌注。他受舒亶的启发，拿着苏轼的一首诗，跑到皇帝面前告状。诗是咏桧树的：“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个话太毒了，陛下您看，苏轼他根本不认您当皇上，他这是谋逆啊！

不幸，皇帝没上这个套，宋神宗冷冷地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本来苏轼的事已经够烦了，朝堂乱成一团，后宫内，曹太后抱病求情，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也驰书进谏……焦头烂额之际，突然跳出个蹩脚的马屁精，企图侮辱皇帝的智商，宋神宗气不打一处来。

王珪身为副相，三朝元老，在北宋政坛上也算很有特色。其为官宗旨就是明哲保身，无过即有功。新旧两党打得炮火满天，他一直作岿然无视状。此刻竟亲自来打小报告，实在有失相公体统，碰一鼻子灰也是活该。由此也可见，能让这等老奸巨猾出手，“乌台诗案”于东坡和旧党的影响多么恶劣。

“乌台诗案”最终有了一个两党都不太满意的结局，但于苏轼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他只是被贬到黄州，由地方看管。一干涉案人员，驸马王诜身为皇亲，第一时间给犯人通风报信，被免官。王定国，老爱跟着苏轼喝酒鬼混，被发配岭南宾州。弟弟苏辙降职外调。其他如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都被重金罚款。

舒亶很不满意，连上奏章，痛切陈词，要求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处死—读史至此，也不禁愤怒了，你有完没完啊！用得着赶尽杀绝么？

舒亶后来名列《宋史 ·奸臣传》，同时代名臣大儒在纸页里光芒四射，越发显得他这个小角色像苍蝇一样可厌了。

不过，若平心静气，从事件背后潜下去，把这“小人”的一生摊开来，从头阅读，也许会发现，事情还有更多看点。

舒亶来自浙江慈溪的普通农家，求学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于英宗时代考中进士，礼部考试中名列第一，此时年仅二十四岁。那是北宋英才竞出的时代，能够脱颖而出，可见其才华绝非泛泛。据说是：博闻强记，挥笔成文，加上身材高大，眼神坚定，一眼望去，毫无疑问是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

年轻人初入仕途，任临海县尉，主管地方治安。上任不久，去抓一个喝多了殴打后妈的犯人，醉鬼嘛，看见官兵来了还耍横，县尉大人大怒，亲身上前，一刀斩之。

往好里说，这叫嫉恶如仇，往坏里想，是草菅人命。舒亶自己也情知不像话，写了请罪表，主动辞职滚回家了。王安石听说后，很赏识他，变法正需此等猛人，遂调来京城。不久被派出使西夏，谈判疆界事宜。西夏跟宋朝刚打完仗呢，他就单枪匹马去了，被对方拿刀架在脖子上，仍大模大样，慷慨陈词，不伤国体，端的是条汉子。

这些日子里，舒亶成了新党的坚定拥护者—不管出于投机，还是真诚的理想，总之，为了维护变法，他连干了几件得意事，包括经手郑侠“流民图”一案，相应的，官职越来越高。

他办事的特点是严苛冷酷，板着脸坐在堂上，一副铁面无情的样子，俨然正义女神的仆人。所以后来，他就被派到御史台去了。

在御史台，除了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舒亶还有件被人戳脊梁骨的事。同属新党，并曾对舒亶有举荐之恩的张商英大人，有次写信来，附寄女婿的文章，说请指点一二。舒亶把信和文章都送到皇帝那去了，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工作，这个罪名不小，正好踩到皇帝痛脚上，张商英立刻被免职。

真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啊！人们骂道。不过呢，想象一下，皇帝也不是瞎子和白痴，龙案上现放着张商英的信，如果只是普通的文字交往，至于龙颜大怒吗？

《宋史》是元朝人编写的，成书仓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于史料常少甄别，随意采用笔记野史。关于舒亶的记载，多数取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邵先生那是铁杆旧党啊，一本笔记，硬生生写成“新党罪行录”。所以，我很怀疑，关于张商英的事，其中另有隐情。

与邵同时代的魏泰笔下，《东轩笔记》里，情况则是这样的：原来，张商英的女婿今年要参加科举，所以老丈人才来找舒亶，暗示帮一下忙，没料到，老交情敌不过舒大人的正义感，倒了个大霉。

过往恩情就算了，大家好歹同一个阵营，扳倒张商英，于公于私，一点好处都没有。干这种事，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解释清楚，有必要回过头来，先把“御史台”的部门职能说一下。

从秦汉时起，“御史”就是专门的监察性官职，号为“治官之官”，首要功能是替皇帝监察百官。西汉时的御史府内有很多柏树，几千只乌鸦，每天黄昏，黑压压一片群鸦归，蔚为奇观，御史府因此又被称为“乌府”“乌台”，这也是“乌台诗案”名字的由来。

栖身“乌台”的御史们，在其他官员眼里，也像群乌鸦，衣着土气，面有菜色，神情阴沉，出现在哪里，哪里准没好事。上下朝时，大臣们扎堆聊个天，唯独御史身边方圆十米之内，荒无人烟 —御史们自己都懒得互相搭理。更别说人情往来了，谁活腻了，才想到御史家拜个年，给御史家小孩塞个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