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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章

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减字木兰花·已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写得欢欢喜喜。桃花在海风中红极,杨花漫卷如雪,迎春的仪式开始了,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自己也喝得晕忽忽的,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想起来,哇,这里,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天涯”啊!

现在的海南是旅游胜地,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在沙滩上挤成鱼干状,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宁愿坐牢、砍头都不要去。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缺医少药,野蛮土人,无数毒虫怪兽……谁会想到,它也有美丽的春天?

因缘际会,苏轼来了,看到了,并写下了海南的风,海南春天里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遗训,本朝不得杀士大夫,对于犯了龙颜和政治角斗中失败了的臣子们,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贬谪。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到穷乡僻壤反省,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远越荒僻。一般的,到湖北、湖南。“湖广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儿,北宋时的两湖地区,在人们心中,就是个乡下。脚步再往南,到了岭南,就是蛮夷之地了,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听说被贬到这里,铁石心肠,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再不哭就来不及了。最后就是海南,真真实实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蛮荒的领土,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说实话挺罕见的,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龙须,揭了多少片龙鳞,得罪了多少权贵,才能获此“殊荣”啊!

海南人民淳朴,并不因为家乡被中央当成罪臣们的天然兽笼而沮丧,也不知道“势利眼”这个词怎么写,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大人”们,关于大人们的平生事迹,远在天涯,他们也略知一二了。

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的。五公祠外,另有单独一祠,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

东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与传说。比起其他“大人”,他的个性更有趣,作风更平民化,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坦荡荡,竟然把流放地也能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所以,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恶意与危机的地方,也温情地接受了他,庇护了他。

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初渡过海峡,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他已经六十二岁,随身行李唯书二册,随从一个也无,长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忧心忡忡。

苏东坡是个大肚皮的胖子,那时没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说东坡先生这一肚皮装的都是学问,只有他自己和王朝云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无论新党旧党上台,都显得那么碍眼,贬谪这回事,对他来说,早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不过呢,都没这次来得凶猛,这一次,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一赶再赶,赶尽杀绝。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不再有友朋暗里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老了,真的老了,发苍苍而齿摇摇,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

东坡先生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便宜,为人多么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意气风发,游历山河,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一次,两人在陕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还没有旅游开发,山水处于原始状态。于是,碰到难题了。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危险系数高。章惇便唆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脚就走过去了,并拿绳子绑在树上,从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哈哈大笑。

苏轼不愧冰雪心肝,有知人之明,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苏轼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擅长发现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地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这时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马不干了 —当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苏轼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却自岿然不动,从怀里摸了面破锣出来,往石头上一撞,动静之大,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老虎受这一惊,不明所以,居然跳起来飞奔而逃了。

可见,苏轼是个属于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枭雄气,做事有狠劲,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犹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苏轼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 —这其中,自然可能有内部派系争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认,对苏轼,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回护的。事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岔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的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

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朝廷,甚至贬谪至岭南。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遭报应,然而还是被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人啊!

没有人敢说什么,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继位,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将家国责任全忘却。

章惇,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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