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年间的老友记

减字木兰花·已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是苏轼于立春日在海南写下的一首词。写得欢欢喜喜。桃花在海风中红极，杨花漫卷如雪，迎春的仪式开始了，农人们正在播种希望。自己也喝得晕忽忽的，春风总算吹散了醉意，想起来，哇，这里，真的一点不像人们说的“天涯”啊！

现在的海南是旅游胜地，房价与物价齐齐高飞，人们仍乐此不疲地奔过去，在沙滩上挤成鱼干状，只为享受一点碧海蓝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个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惧的地方，宁愿坐牢、砍头都不要去。路途遥远，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缺医少药，野蛮土人，无数毒虫怪兽……谁会想到，它也有美丽的春天？

因缘际会，苏轼来了，看到了，并写下了海南的风，海南春天里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愿来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遗训，本朝不得杀士大夫，对于犯了龙颜和政治角斗中失败了的臣子们，朝廷最常用的惩罚方法是：贬谪。让你远离中原的繁华富庶，到穷乡僻壤反省，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远越荒僻。一般的，到湖北、湖南。“湖广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儿，北宋时的两湖地区，在人们心中，就是个乡下。脚步再往南，到了岭南，就是蛮夷之地了，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听说被贬到这里，铁石心肠，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诀别—再不哭就来不及了。最后就是海南，真真实实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悬在海外最蛮荒的领土，能被撵到那里去的人，说实话挺罕见的，得硬生生拔了多少根龙须，揭了多少片龙鳞，得罪了多少权贵，才能获此“殊荣”啊！

海南人民淳朴，并不因为家乡被中央当成罪臣们的天然兽笼而沮丧，也不知道“势利眼”这个词怎么写，他们以朴素的是非观，热情地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大人”们，关于大人们的平生事迹，远在天涯，他们也略知一二了。

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后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过来的。五公祠外，另有单独一祠，供的就是我们的东坡先生。

东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与传说。比起其他“大人”，他的个性更有趣，作风更平民化，文化与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动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处的这个地方很“亲”，他是这样坦荡荡，竟然把流放地也能当成家乡一样去接受，所以，这个本该充满生命中的失落、恶意与危机的地方，也温情地接受了他，庇护了他。

东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初渡过海峡，到达谪居地儋州城时，他已经六十二岁，随身行李唯书二册，随从一个也无，长年同患难的爱姬王朝云业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跟在白发如霜的老爹后面，忧心忡忡。

苏东坡是个大肚皮的胖子，那时没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说东坡先生这一肚皮装的都是学问，只有他自己和王朝云知道，里面装的都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的东坡先生，在党争激烈的年代里，无论新党旧党上台，都显得那么碍眼，贬谪这回事，对他来说，早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不过呢，都没这次来得凶猛，这一次，政敌是抱着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一赶再赶，赶尽杀绝。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样的高层人物护着他，不再有友朋暗里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老了，真的老了，发苍苍而齿摇摇，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龄。

这一回，大家都说，苏东坡死定了，一把老骨头，要丢在瘴雨蛮烟，海角天涯的腥风里了。

东坡先生一生，除了爱开开玩笑占点嘴头便宜，为人多么旷达随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能有什么死敌呢？谁会忍心当真为难他？

有，这个人竟然还是他青年时代的好友，意气风发，游历山河，喝花酒争姑娘的同伴，那是一个性格与苏轼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关于章惇，宋代笔记里有两则故事，都是在他年轻时和苏轼同游中发生的。一次，两人在陕西，听说仙游潭风光好，便相约户外运动去。那时候还没有旅游开发，山水处于原始状态。于是，碰到难题了。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风景虽好，危险系数高。章惇便唆使苏轼从桥上走过去，到对面的山壁上题字留念。苏轼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脚就走过去了，并拿绳子绑在树上，从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苏轼不禁抚着章惇的背叹道：“你以后一定能杀人。”章惇问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杀人。”章惇哈哈大笑。

苏轼不愧冰雪心肝，有知人之明，这一刻，他对朋友半开玩笑的感叹里，有惊讶，更多的还是赞赏。苏轼交朋友，和他对待世事的态度一样，擅长发现闪光点，并由衷地赞美之。他是真心诚意地喜欢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刚毅，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好友间的心照不宣和包庇。这时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后真的会“杀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杀不可的正当理由。

还有一次，在山间小庙里喝酒。忽然听人说“有老虎有老虎”，借着酒意，俩愣头青就骑马过去围观，离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时候，马不干了 —当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说什么也不肯走了。苏轼一看，算啦，这事是挺危险的！掉转马头就往回跑。章惇却自岿然不动，从怀里摸了面破锣出来，往石头上一撞，动静之大，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老虎受这一惊，不明所以，居然跳起来飞奔而逃了。

可见，苏轼是个属于绝大多数的正常人，知风险懂进退，不拿性命开玩笑。而章惇呢，则很有点豪侠气、枭雄气，做事有狠劲，亦有独出心裁的巧劲。这样的人，当他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他。

章惇不是不够朋友。犹记元丰二年，“乌台诗案”，苏轼被“变法派”的一些人罗织罪名下狱，其势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为“变法派”中坚力量的章惇，却挺身为苏轼辩护，并对宰相王珪当面直斥，极显当年攀岩吓虎的勇气 —这其中，自然可能有内部派系争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认，对苏轼，章惇曾是不顾理念分歧而回护的。事后，苏轼被贬到湖北黄州，亲友中没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苏辙和章惇两人隔三岔五地写信去劝慰。

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场“熙宁变法”有关。而关键的转折点，应该从元祐年间说起：变法派的靠山宋神宗与精神领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旧派高太后与司马光

执政，对变法一众进行大清洗，统统赶出朝廷，甚至贬谪至岭南。而这种惩罚，已经近百年没有大臣遭遇过了。守旧派中也有人反对，说处置太过严厉，恐怕将来会遭报应，然而还是被雷厉风行地执行了。

在司马光等人看来，这不过是除恶务尽，“君子”对“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见之别，真能作为划分忠奸的标准吗？王安石以下，变法团体中，有趋炎附势之徒，有投机分子，可是，也有真为理想而鼓动的人啊！

没有人敢说什么，独有不合时宜的苏轼，在自己好容易春风得意的一刻里，站出来不知好歹地说：你们这样做太过分了，简直就是打击报复。结果，连他也被赶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高太后去世后，哲宗皇帝继位，重新起用变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与怨恨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变了模样，冷酷了心肠，磨利了爪牙，誓要报仇雪恨。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围绕变法的斗争，早已经脱离江山社稷的共识，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是北宋知识分子的一场集体悲剧，时代的精英们，将才华与生命耗费在无休止的内讧上。讲究修身、齐家、治国的士大夫们，不知不觉，将家国责任全忘却。

章惇，当重新回到权力中心，成了为达目标六亲不认的人，曾经被苏轼赞赏的自信与刚毅，变成了自负与刻毒，而年少时的狂放，在岁月里，竟然化作了无时无地的、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与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