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牛”和“拗相公”，一世之英才，都不为私利，只为政见，依然斗到你死我活。政治的残酷，在于伤及灵魂，把人变得不再像自己。有几个人能像苏轼那样单纯，在恶劣的环境中还能开着没心没肺的玩笑？

苏轼的单纯，还在于他经常仗着聪明，去口头刻薄别人，他完全坏在一张嘴上，玩笑就罢了，还总讲真心话，不看时间、场合、脸色。所以我怀疑，他一生这样倒霉，但到底得罪的是谁，敌人在哪里，估计到死他也弄不明白。

被王安石的新政赶出京城十几年，还遇上了天降横祸的“乌台诗案”，指控他用诗文谤讪新政。当然这种事苏轼是干过，可对方如此气势汹汹，必欲杀之而后快，完全是政治阴谋。李定、舒亶，主持此事的两名新进变法人士，年富力强，雄心勃勃，钻研数月，一心借苏轼将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连同司马光、范镇等人一并斩草除根。

如果不是神宗皇帝也觉得有些罪名罗织得可笑，加上以太皇太后为首的保苏派大力求情，苏轼这条命，连同那根滑稽的舌头，可真要断送掉了。

在保苏派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就是隐居山间的王安石。得到消息后，他连夜派人驰书，直送皇城，请求道：“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抛弃政见，只为公道，只为惜才，这才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

四年多以后， 1084年夏天的某一日，半山园中，出现了一位特殊的访客，此人正当盛年，体硕髯丰，言笑朗朗，正是刚从黄州谪居地回来的苏轼。

苏轼，此时可称其为东坡先生了 —带着家小在黄州东坡开荒种地，故自号为“东坡”。他此行是接到神宗皇帝手诏，移官河南汝州。皇帝说念苏轼黜居思过这么多年，也差不多了，可以出来将功补罪了。虽然官职微小且无实权，但从偏远的湖北，调到了京城门口，着实是个好兆头。大概，也预示着朝廷的新动作，对新旧两派人士的重新评估和使用。

东坡先生接旨当然要带着全家老小再次开路，可是他并没有直奔汝州，湖北到河南是向西北方向，他却沿着长江绕圈，硬是跑到了东南的江苏境内，还跑到了王安石的家里。

东坡先生一生行事单纯，但此举殊不可解。后来在路上奔波，幼子还染病死了，全家恸哭，上书朝廷，备说饥寒苦楚，举家无力再行，请求就近到常州去居住。神宗皇帝竟然也很痛快地答应了。

我琢磨，东坡先生大概是终于长了点惊弓之鸟的政治智慧，发现皇帝这次根本就是不怀好意。变法人士在耀武扬威，守旧派中坚分子司马光等在蛰伏，把自己拉出来，放在中间显眼地带是干什么？不会平白又当了炮灰吧？圣意难测，京城那是非之地，还是能躲开一时是一时吧!

于是想出了这么个拖延的主意。去见王安石，一个可能是表示感谢；还有的确好奇，这个政治大对头是怎样的人呢？再者，就是想探探风声，现在局势到底怎么样？

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黄州的历练，东坡先生已经不是逮谁都讲真心话了。信任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怕连累别人。乌台诗案中，仅因收到他一首赠诗就跟着获罪的朋友也有的啊！

别人不可见、不敢见，但王安石不妨去见。王安石此时以老宰辅之身退居山林，正该避嫌，不与朝中人多加往来，却也欣然见了苏东坡，而不考虑大家都身份尴尬，处境微妙。我想，除了两人的确有互相的“致命吸引力”，还因为，对于彼此的品性和智商，都有一个确信不疑的保证。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有很多传言。尤以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最为活灵活现。邵伯温这个人，特别憎恨王安石，认为北宋之乱亡，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邵氏闻见录》，基本上就是变法人士丑行录。他说道，东坡力劝荆公为国仗义直言，“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荆公说我管不了，不敢管了，比画着两根手指道：“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然后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今天的话，你可别跟他人说起啊！

既然如此，邵氏又如何知道的呢？还是绘声绘色的现场版。以二人当时之处境，都不可能明目张胆议论国是，王安石自不必说，东坡再直率，也不会无起码的政治涵养。最搞笑的是“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这种八婆式又要说又怕负责任的说话风格，就算“天命不足畏”的王安石，能急速退化，怯懦委琐到这个地步，但对于邵氏极力褒扬的东坡先生，难道就不是种侮辱吗？王安石不可能对人说起，私房话被不守信用地传出来，嫌疑人可只有东坡了！

吕惠卿这几年并不受神宗信任，扔在外面当地方官，要说为祸国家，他也不够能量。王安石怎么会蠢到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这里如此渲染，只是暗示王安石有把柄在吕惠卿手中 —什么把柄心虚至此？看官自己想去吧！

文人这支笔真是……可怖。但小儒与大儒之区别，在此也就一目了然了。

事实上，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也就是谈诗论文讲佛理而已。苏轼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跟谁都能交朋友、有话说。即便如此，一个智慧的头脑，总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智慧的头脑相遇，那种共鸣与碰撞，但使能旗鼓相当，就算敌人之间也会互相敬重。

苏轼与王安石的这次会面，结果是互相倾倒。别后，东坡去信：“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王荆公之学识深厚，果非虚言。而荆公对东坡之才更是早就爱惜有加。

交谈中，王安石建议苏轼不如干脆也在附近买田求舍，抛开政坛是非，做个逍遥人。但苏轼婉拒了：“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劝与拒，都有相当的理由。王安石性虽执拗，却是明白世态人心的“野狐精”，深知仕途险恶，出于惜才，劝苏轼早日归隐。苏轼年富力强，天性爱热闹，虽然好容易吃一堑长一智，叫他放下一切，却也难下决心。何况，一新党领袖，一旧党名人，居然住到一起，王安石是无所谓，但苏轼自己，恐怕也难以向司马光等朋友交待。而他其后在相距并不远的常州，真的买了田地，大概就是个折衷的方案。

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苏轼虽然很欣赏王安石骑驴的卓绝形象，“骑驴渺渺入荒陂”，那种清寂、高古，他自己，可不太乐意。

苏轼与驴的确不投缘。他喜欢骑的是马，连在黄州那样艰苦的日子，还弄到了一匹马骑，估计是做知州的好友送他的。在困境中，他当然也能夷然自守，可表现形式与王安石的静默完全不一样。他聚众喝酒，偷宰耕牛，喝得大醉，半夜里爬城墙，还自己在家里酿酒，酿出来的液体，自我吹嘘是很好喝，但所有喝过的人都疯狂地拉肚子。

这种人，哪怕一时间被整得噤若寒蝉，但稍不留神，他就又大开大阖起来，没有什么能约束他飞扬活泼的天性，没有什么打击能让他失去纯真与顽心。他当然会嫌骑小毛驴来得不够爽利。而且东坡先生还是个高大的胖子。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词前有小序：“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

他的寄情山水，和王安石就很不一样，他是真豁达，真的苦中作乐，乐到忘了苦，并且得意忘形起来。

如此春夜，如此河山，马儿也禁不住想要踏水，飞奔，尽情享受这清新温暖的晚风。但做主人的，反而沉静了，主要是喝多了，不好酒醉驾驶。而且，他不想让那满溪的明月光，被马蹄踏破。这是醉后的诗性，带着孩童般的天真。于是，他睡着了，直到被鸟儿叫醒。你知道，这将又迎来一个无比美好的清晨。和荆公总是在黄昏时无奈地醒来，真是完全不一样。

于是，读者也跟着高兴起来。苏轼的词，很多时候，的确像一匹骄傲而快活的马儿，带着你的心灵，情不自禁地奔跑，迎风长啸。

王安石与苏轼别后的第二年，时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神宗皇帝急病去世，守旧派翻身上台。苏轼亦青云直上，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谁也想不到，就在不远处，更残酷的流放在等着他，更蛮荒而美丽的土地，在为他盛开荆棘中的花朵。

同时，在江宁的王安石，将半山园捐给佛寺，自己搬到秦淮河边一民房居住，并安静地病死在那里。

时间就这样流逝了。谁的尘埃落定，谁的风云再起，在史册里都不过几页纸。唯一不变的，是这莽莽大地，眼前万里河山。那些致力于让河山更美的人，历史怎么说也没关系，大地会有记忆。

多少年后，有一个叫梁启超的人，在他的书里，热情地赞扬陆游与王安石。关于陆游：“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关于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并说，古今中外唯有英国的克伦威尔可以与之相比。

另一个叫林语堂的人，则讨厌王安石，超级崇拜东坡先生：“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

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很好，都是仰之弥高，近看却渐生亲切的可爱人物，我还相信，殊途同归，有一天，在地下相遇，他们会真正地比邻而居，谈天说笑共饮共醉 —“司马牛”与“拗相公”也绝对能够重新成为朋友。

像我这种小小百姓，理想就很简单：骑马也好，骑驴也好，步行也可，开车也不错，只愿大路平坦，桥梁巩固，美丽的山河，能让我自由旅行。所见都是人们坦荡的笑脸，而不是痛苦和忍耐，那会让我的心情也变坏—完全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