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变革者来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反对者众，而是反对者中，有亲朋好友，有向来推重欣赏的人，你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爱自己的，却还要面对他们的反对与质问。一万个敌人的仇视，痛不过一位朋友的误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这样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

想到这一点，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称号，想到江宁山间，骑驴而踽踽独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觉到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凉。战争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如陆游，人们都赞赏他的报国心和勇气。和平年代，同样怀抱富国强兵理想行动着的人们，却被指责与猜疑包围。和平时期无英雄，不是没有，而是人们并不需要。

在大一统的国家背景下，庞大的官僚政治体系得以顺利运转，也必然带来效率低下。但人们反而更加害怕变革。有革新，就会触动盘根错节的旧利益集团。至于本无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层人民，已经过于稀少的生存资源，承受不了变革的阵痛，宁做稳定的奴才，也不愿冒险做变革的主人。一步步沦为固步自封的老大帝国，在北宋的风流时代，已经能看到不祥的阴影。

但是变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惨痛代价，在理想与热情的驱动下，还是抱有一线希望。退居江宁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间游走，说是纵情山水，猜想起来，还是一为驱闷，二来，也不无对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渔家傲

灯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乱。闻说洊亭新水漫，骑款段，穿云入坞寻游伴。却拂僧床褰素幔，千岩万壑春风暖。一弄松声悲急管，吹梦断，西看窗日犹嫌短。

这是元宵节过后，满城彩灯收起，开始出城探春。江南春天来得早，和京城大不同，此时已经是满山的花烂漫。

王安石平时的行走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园”，离城七里，离钟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时间，是去爬爬山，到寺里与和尚谈谈经什么的。这次，他听说山西侧洊亭的春水初涨，便想过去瞧瞧。款段，本来是行动迟缓的驽马，然而，王安石用来说他骑的那头驴。刚退居的时候，神宗皇帝曾赐给他一匹马，但是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写诗以记之，《马毙》：“恩宽一老寄松筠，晏卧东窗度几春。天厩赐驹龙化去，谩容小蹇载闲身。”诗中颇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闲，马是无福再骑了，就弄只驴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这也可以看出宋代马匹稀少，平时出入骑马，是很特别的待遇。当然官员上朝，按规定必须骑马，以示尊重。而主动骑驴，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间，接受平民况味的生活。王安石现在就把自己当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云深路滑，想找个游伴。游伴能有谁呢？很难说，也许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画家之流。

但也许，游伴只是个幌子。或者运气不好没找到。因而跑到僧房内自个儿睡下了。王安石在钟山定林寺有一间自己的书斋，号“昭文斋”，由僧房改成的，或许词中所指即此处。此处的清寂，与外面千山万壑的春暖花开，形成视觉上的强烈对比，让人有一种欲静而不得静，欲闲又不得闲的奇妙预感。果然，他这一觉睡得并不安稳，被松涛声惊醒了。松涛声在门外，一声比一声急切，如有人吹着悲郁的笛管。这时，窗边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无事的人，此时该出门观赏山间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却只觉失望：让我多睡一会儿也好啊……

虽说人老来嗜睡，可看看王安石 —非行即卧，走得累极了，就随便靠在树上睡觉，状态实在不能算正常。那是心中有太多的郁结，行不能散之，再以睡忘之。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此篇集前人诗句成词，极工巧又浑如天成。旷达随性，读者几乎都要被他瞒过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桥”的一个看字，露了马脚，如果真是那么出尘那么潇洒，你要人家“看”你作甚？这样细一琢磨，心里真是伤痛，而且完全无法对人说。大概也只有那头长年陪伴的驴子，听过这老人无数的叹息吧？

一人有一个梦想

一年又一年，山花开落，岁月悠长。山外，却是急风骇浪，谁在步步进逼，谁又在釜底抽薪？

1085年，宋神宗赵顼驾崩，仅十岁的第六子赵煦继位，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垂帘听政下，开始了皇帝生涯。高氏很出色，精明能干而严谨守礼。她是坚定的守旧派，并立刻起用退隐的守旧派领袖司马光，向新党新政开刀。所有变法措施，雷厉风行，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一罢除。

山中的王安石，亦垂垂老矣，多年修身养性，早有心理准备，听到消息，夷然不以为意。直到“免役法”也被废止，才愕然失声：“亦罢及此乎？”徘徊良久，终于忍不住长叹了：“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闲居十五年，今日重新主持朝政，也已风烛残年，只恨苍天不给自己多些时间，能把王安石的痕迹清除得更干净些。这对当年好友，今日宿敌，在政治上做了最彻底的决裂与对抗。

所有的争斗被时间来收拾。一年后的夏与秋，两人分头去世，各享年六十七岁和六十五岁。司马光尚年长两岁。

高氏的清除行动仍在继续。连变法期间从西夏夺得的千里土地，亦交还西夏，以免动刀兵。于是内外升平，其乐洋洋，史称“元祐之治”。辽、西夏亦称颂“女中尧舜”之名。唯一可惜的，她对孙子赵煦及其出身寒微的生母太过严厉，弄得小孩子很憋屈，起了逆反之心，对祖母暗中怀恨，一腔少年热情，都投入到对老爸宋神宗的怀想崇拜中了。终于熬到老祖母被死神带走的那天，开始亲政的哲宗皇帝，立刻召回新党人士，八年流放时光，把他们个个变得形销骨立，神色阴冷，像从瘴雨蛮烟中回来的怨灵。

有了太后、皇帝的亲自率领，北宋自此陷入党争泥坑。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互诟对方为小人。君子争原则，小人不过争名利、争意气而已。虽然起源于熙宁变法，实际上，都已经把变法的事给忘了。

有一个人，在混乱中显示出了卓尔不群的风姿，或者说不合时宜的傻瓜天赋。此人就是苏轼。党争中最倒霉的就是他。新党当政，旧党上台，他都惨遭打压。

原因很简单，他不站队伍，只说自己想说的话，结果，人人当他站错队伍。这次司马光废除的“免役法”，多年前，苏轼是反对的，并且力争，弄得王安石怒目而视。外放各地当地方官，转了十几年回来，他又改变想法了。说哎呀，那时候我偏见太深，太浅薄啦，仔细想想，这个免役法，其实还是不错的！于是站在朝堂上反对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你只想着打击报复，根本不管是非了吗？这次，司马光也怒目相向了，两人辩论多日，司马光可是大宋朝第一的认死理—哪里辩得过他，苏学士只得悻悻：什么司马光，你改名叫司马牛好了。

可惜，这些笑话，大概也传不到病榻上王安石的耳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