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任堂的丈夫德水李氏李元秀（1501—1561）原名兰秀，后才改名为元秀。李元秀的父亲，还没等考中科举走上仕途，24岁时就离开了人世。李元秀是被母亲洪氏一手带大的。因此，他从小就没有什么机会学习经典，也没有能够教育他的老师。最重要的是，李元秀本人对做学问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

栗谷在《先妣行状》中，写了一段有关父亲的文字：“性格豪放不羁，因此不懂得如何管理家中财产，导致家境并不富裕。”虽然栗谷写得委婉，但要表达的意思清晰可见：父亲与母亲或外祖母不同，不喜做学问，也毫无经济概念，因父亲的无能而导致家境不富裕，让母亲也跟着受了苦。

而且，栗谷认为，李元秀之所以没能考中科举，担任官职，并不是因为他对科举没兴趣，而是他不愿意寒窗苦读十余载，诵读佛经也只是为了消遣。如果父亲有远大的抱负，只是不愿走上仕途，那他也就不会经常出入参与了“乙巳士祸”的堂叔家了。

栗谷的《先妣行状》《见睫录》，以及郑来周（1680—1745）的《东溪漫录》中，都有关于李元秀的记录。

在《栗谷全书》谥状中，李廷龟（1564—1635）对李元秀如此评价：“真实、真诚，而且善良，有着古人的气节。”话虽如此，但李廷龟之所以对李元秀有如此高的评价，仅仅是因为他是大儒学家栗谷的父亲。如果仔细研究他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李元秀虽然善良，但却是个游手好闲之人。

那么，从小就喜欢研读高深的书籍，可谓读书破万卷，并时刻谨记古代圣贤的教诲，将成为一名君子视为人生目标的师任堂，又是怎样看待“夫君”李元秀的呢？从一则逸事中，我们倒是可以窥探一二。

当时，刚来汉阳婆家并没有多久。李元秀想要向朋友们炫耀夫人的才艺，便请求夫人作画一幅，师任堂虽有些难堪，却终是抵不住丈夫的催促，令婢女拿了个器盘来，简简单单画了几笔。[1]

栗谷在《先妣行状》中写道：“如果父亲之行有所失误，那么必亲自谏言。”而且，李能和（1869—1943）所撰写的《朝鲜女俗考》中，也有一段对师任堂的评价：“李公若懈怠于学业，那么申氏必会从旁提醒，使他端正态度，真是位贤惠的夫人。”

从上文我们可以得知，李元秀想要向友人炫耀夫人的绘画才能，是个好面子的人，而且言行举止也多有不妥之处。

师仁堂没有在纸上作画，而是选择在器盘上作画，是因为她觉得只要让人们看到她的绘画才能就足够了。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师任堂是个心思缜密且充满智慧的女人。既是丈夫的请求，如果不应允那就是驳了丈夫的面子，但她又不愿意让自己草草画之的作品流向外界。

从这一则逸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元秀对师任堂的绘画才能有着很高的评价，对夫人作画这件事，他也是支持的。从《先妣行状》中，我们则可以看出，在儿子栗谷眼中，他的母亲能够很好地顾及父亲的感受；而在别人看来，师任堂则是一位贤惠的妻子。

不过，当事人师任堂究竟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据推测，李元秀做事应该从来都是顾头不顾尾的，只有在陷入困境时，才会与夫人商议。

每当这个时候，师任堂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对牛弹琴，并恳切地希望李元秀至少能够熟读《小学》，并从中学习做人的道理。李元秀天性散漫，喜爱饮酒作乐，并不关心家中事物，从来不会自觉读书，也没有参加科举之意，师任堂为此也是操碎了心。但是，李元秀并非心性歹毒之人，而且也并不贪恋权势，这对师任堂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慰藉了。

江陵一带，还流传着一则有关师任堂与丈夫李元秀的逸事，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多少能够对李元秀的性格有更全面的了解。

这是师任堂居住于乌竹轩时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她端坐于丈夫面前，说道：“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如果一生平淡无奇，又有何意义呢？我认为，身为男儿，应当专心于做学问，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我希望能够与您分居10年，好令您专心学习。”

李公终是将自己心爱的妻子留在了娘家，只身踏上了回汉阳的路。结果，他却在到达距离妻家乌竹轩约20里的城山时，便不再前行，等到太阳落山之时，竟然打道回府了。师任堂非常惊讶，而后又冷静地再次送走了他。第二天，李公再次踏上了行程，却在40里外的大关岭加味谷再次回了头。第三天，则又在大关岭半顶回了头。

师任堂失望地说道：“大丈夫立志修学，并以十年为期，踏上了路途，结果却像现在这样，连续三天打道回府，日后还能干成什么大事？”

丈夫李元秀回答道：“学业虽是学业，但我实在无法离开你10年之久，就连分开一刻钟，我都难以忍受，我也是无可奈何啊！”

师任堂无奈，竟将针线盒中的剪刀放在丈夫面前，凄然地说道：“如果您无法下定决心，专心研究学问，我就当您是不愿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既然如此，我对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我决定，用这把剪刀剪掉三千烦恼丝，剃度为尼，从此隐居山林。”

李元秀听完大吃一惊，再三向师任堂保证，并即刻启程回到汉阳，专心研究起了学问。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李元秀，在与夫人约定了苦读十年之后，却因意志薄弱而无法遵守约定。由此可见，李元秀对做学问根本毫无兴趣，倒是更希望能够留在夫人身边，与夫人沉溺于儿女情长，做一个平凡的丈夫。

李元秀的祖父李宜硕官至左参赞，相当于今天的长官大人。他既然能成为如此高官，那在学问与修养方面，必然是无可挑剔的。而其孙子李元秀对做学问如此没有兴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他自幼丧父，并由寡母一手带大。

师任堂一生都在教育子女要“立志”。当然，她也是从小就有着明确的志向。而李元秀，恰恰就是因为没有“立志”，所以一生都只能靠着祖上的阴德[2]和亲戚们的门路，勉强得个下等官位。李元秀准备了3年科举，在落榜之后，靠着祖上的阴德，好不容易得了个官位，而那时的他已经50岁，结婚也有28年了。而这个官位，也只不过是个从五品的水运判官。就在成为水运判官的第二年，李元秀带着大儿子与栗谷，坐船从平安道办事而归时，师任堂在清进洞的家里，离开了人世。妻子临终时，李元秀也没能陪在身边。

当时，慈堂（师任堂）每每写信寄于水店时，总是忍不住落泪，人们却始终不知为何。

5月，漕运结束，家君（李元秀）乘船返回汉阳。不过，还没等家君回到家中，慈堂好容易痊愈2—3日后，却将所有子女喊到床前，说道：“我命不久矣。”入夜后，慈堂一如往常地睡去，子女们便以为母亲已然康复。却不料在17日凌晨，突然辞世，享年48岁。

当天，家君抵达西江，栗谷陪在其身边。

行装中的器盘突然全部变成了鲜红色，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这桩怪事。结果，没过多久，便传来了讣告。[3]

虽说同胞兄弟也是性格各异，但最终还是各自的生长环境，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所以，天赋异禀固然重要，但生长的环境与所接受的教育，才是最终影响人一生的关键因素。

即便师任堂天资聪颖、天赋过人，但如果她出生在贫穷的普通百姓家，那她的人生也会彻底地改变。同样，如果李元秀在父亲或祖父的教导下研习了经典，说不定他也能立志考科举，走上仕途，堂堂正正地度过一生。李元秀优柔寡断的性格，与洪氏夫人刚正的性格不同，由此可见，她并没有严加管教自己的儿子，而是以一个母亲的本能，尽全力呵护着儿子长大。

师任堂之所以一辈子都在督促丈夫研习经典，是因为她觉得，人只有有所学，才会有所作为。师任堂应该是希望，丈夫在研读古代圣贤的书籍时，能够多多少少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并提高人格修养。栗谷因没能为母亲送终而感到无比遗憾。他在写给挚友崔岦[4]的书信中说道，做学问是以古代圣贤的品德为目标，但如果没有老师，那就很难参透其中的道理。这也是师任堂希望自己、丈夫，以及子女们能够明白的道理。

一个人是否有才能，取决于他是否勤于学习；一个人是否品行端正，则取决于他是否行得正、坐得端……大丈夫不学则已，但只要学习了经典，那么便应该以古代圣贤的品德为目标，怎能自己降低要求呢？不过，如果没有出色的老师做指导，那么单凭自己也是难以通晓其中真理的。即便是圣人，也在不停地学习、研读，更何况是普通人呢？[5]  

[1] 引自李珥《先妣行状》。

[2] 阴叙又称为阴德。高丽及朝鲜时代，为了优待忠臣并维持两班家族的身份，对其子孙，不以科举为选拔标准，而是以家族背景为标准令其担任官职。一般对已合格成为生员或进士，却又不够资格参加大科的朝臣家子弟，根据阴德制度任命官职。

[3] 引自李珥《先妣行状》。

[3] 崔岦（1539—1612），朝鲜时代中期的文人兼文臣。与栗谷李珥等人一同被誉为宣祖时期的八大名门大家。他与著有《东医宝鉴》的许浚、一代名笔韩石峰是挚友。

[5] 引自《栗谷全书》卷3·与崔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