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会在深夜里，望着满天的星斗，或者看着寂静的月亮，就会与孔子有着没有隔碍的晤谈。这时的孔子，他的眸子里，总会充满着慈祥与仁爱。

此刻，这个教师的孔子，这个思想者的孔子，又会如一条河流一样，从远方走来，又从我的眼前，粼粼着，向远方流去。

望着远去的河流，我的眼睛里就会泛起泪水，想到，就是这个人，在中国最早响亮地发现了“人”，又树立起“人”，并呼唤人类之爱。他不知道后来会有一个英国，英国会出一个与他一样闻名世界的莎士比亚，当然也不会知道有个叫丘吉尔的人有过一次著名回答。那是当有人问丘吉尔：“如果英国只能在印度与莎士比亚之间选择其一的话，你会如何选择？”这时，丘吉尔毫不犹豫，立刻回答说：“莎士比亚！”孔子当然也不会知道，要教会中国的执政者知道“人”的重要，是多么困难。但是，孔子正是在发现人与重视人上，为中国开了一个好头。

而孔子而对于“人”的发现，最集中地体现在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仁”上。“仁”可以说是孔子的创造，是他把仁发展充实成为贯穿着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总纲领，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仁完善成为一种人本哲学。《尚书》里只有一次提到“仁”，《诗经》提到两次，《国语》二十四次，《左传》三十三次，而一部《论语》，四百九十九段，竟然有五十八段讨论仁的问题，一百零九次提到仁，并从各种角度对仁进行阐释。孔子体现人本哲学的仁，对内就是修身以达到精神与道德的最高境界“君子”；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博施济众的仁政，就是以周礼为其外在表现形式；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有教无类，就是一系列符合人性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就是促使人的全面发展；而作为实现仁的思想方法，则是以“欹”为标志的中庸，即矛盾对立统一相克相生下的执中、中正、中和，“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允执其中”，提倡“和而不同”，即保持对立面的和谐和共存而不是硬性消除对立面之间的差异，反对“过犹不及”等。就是因为在孔子庞大思想体系之中有“仁”提纲挈领，而这个仁又是以人为本，所以他才“不语怪力乱神”，也让儒家学说处于主流文化的地位，从而使他的仁学精神，由原始的道德观念上升为具有实践意义和人文精神的哲学范畴。

首先，孔子肯定了人的追求与欲望的现实性与正当性。在《礼记》中，孔子直接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就是说，饮食男女，这本是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这与《孟子》中告子的“食色，性也”的话，是一致的。孔子还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虽然这里孔子是在感叹，人们对于道德的爱好不如对于美色的爱好积极急切主动，并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日渐败乱。但是孔子的这种感叹的前提，是承认肯定着人的“好色”的合理与自然，这种异性相吸的冲动，这种对于美色的向往，是一种天性使然，也是积极主动的。由此出发，孔子也就将人们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看作正当的欲望，并给予了适当的肯定。如他说“邦有道，谷”，“邦有道，贫且贱，耻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等，都是对于人的正当欲望的承认与肯定。这与《孝经·圣治》中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表达的是一种意思。

不仅肯定着人的正当欲望的合理性，孔子当然也看到了欲望对于人与人性的伤害。也许，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人的“异化”观点的，当属孔子了。被认为出自孔子之手的《乐》已经失传，而《礼记》中的《乐记》则被认为是当年《乐》一书的残留部分。就是在《乐记》之中，有着这样的话：“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因为人的欲望的没有节制，而使“人化物”，也就是人被物所异化或曰人丧失本性而被物化。人的异化，这既是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尤其是中国社会的悲剧。因为中国社会专制制度的漫长与残酷、冥顽不化又系统堂皇，更使得这种人性的丧失或曰人的异化，呈现出一种举世无双的状态。

由此出发，孔子更进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关于“仁”的阐释，最著名的当是樊迟问仁。这位孔子的学生，他的知名，就是因为几次著名的提问。他曾经向老师问种庄稼与种蔬菜的道理，孔子都答以“我不如老农民”、“我不如老菜农”，并因此引起了老师的不满与批评。但是樊迟的问仁却得了老师名垂千古的回答。在《论语》一书中，樊迟曾经三次向老师问仁，最为经典的，当是这次问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这里是先问“仁”，再问“知”。还有一次，樊迟是先问“知”又问“仁”——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在这里，孔子把“知”也纳入于“仁”的照耀之下，要对鬼神敬而远之，但是却要专心致志于民，也只有这样勤勤恳恳地“务民之义”，才能“先难而后获”，取得一定的收获。而到了孟子，又做了更加明确的论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

而“爱人”却有一个出发点，这便是对于人与人格的起码的尊重，不能以贵凌贱，不能以上欺下。“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有一碗饭或粥，哪怕得到它就会生、得不到吃就会饿死，但是如果用对待牲口的态度吆喝着，就是旅途劳累之人也不会接受；如果你用脚踩踏之后再给人，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他的“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就是以人为本的经典论断。

这种“爱人”，还在于对于生命的珍惜。我国的上古社会，是崇尚过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的。那时，要用奴隶、妇女等活人陪葬贵族的死者。随着社会的进步，活人的殉葬逐渐变为由活的牲畜去殉葬。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活人的殉葬已成零星的个例，并已实行以陶俑陪葬的办法。

就是用陶俑，也遭到了孔子坚决地反对和厌恶。他从这些陶俑中，似乎感到了一种无视生命的血腥。他甚至对于这种殉葬制度，给予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在气头上，是很会骂人的，骂得也毒。

在对于人与人格尊重和珍惜生命的基础上，孔子进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这不止是孔子对于人的发现，更是孔子对于人的关怀、关注与热爱。在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之后，樊迟还没有全部明白，这时孔子还有一段引申的论述，他说应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便是要把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那种邪恶的小人之上，这样不仅能令正直的人发挥作用，还能“逼得”邪恶的小人变得正直，并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倡导正直的健康的风气，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这就牵涉到另外一个关于“仁”的重大命题，那就是呼吁统治者实施“仁政”，而这个“仁政”的核心，则是对于“民”的承认、尊重与关爱。

关于这个问题，最为重要的，有这样几次阐述——

有一次仲弓问仁，孔子这样回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告诉仲弓，一定要平等待人，出了门，对任何人都要礼貌、尊重，不管是国君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都要如看待贵宾一样；而役使百姓，要像承当重大祭祀典礼一样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最后达到不怨天尤人，也不致招到别人的怨尤。在这里，孔子不仅教导自己的学生要平等地对待一切人，他自己首先就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这个仲弓就是雍也，姓冉名雍字仲弓。虽然他出身贫寒，父亲是个“贱人”，但是孔子却从不因为他的“出身”而稍有怠慢，反而把他列为自己最得意的十个弟子之一，并说“雍也可使南面”，是说他有帝王之器，可以担当一国君侯之任。而且孔子还为自己的这位德才兼备的弟子得不到社会的重用，而鸣过不平：“犁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耕牛的儿子长着赤色的毛和整齐的角，虽然世人因为它出身贫贱而想用其作祭祀的牺牲来用，但是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就是这个仲弓，与老师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对于仁，他在《雍也》中有过与老师相似的论断，“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这不仅有使民如承大祭的严肃与认真，还有着简洁行政不劳民的爱心，所以孔子马上表示赞同说：“雍的这番话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