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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以上几种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帝的感觉。从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乾隆就发觉周围所有官员面对他时的神情都变了。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帝及其时代》）

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这话听起来骇人听闻，事实上却千真万确。作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合成官僚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宽”并不是毫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稿·魏廷珍、任兰枝传》）。

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