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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孝子”的角色表演尽心尽力，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的时候起，乾隆就对这个严厉苛刻的父亲绝少亲近之感。在乾隆漫长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共同生活了25年的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康熙和雍正气质性格迥然不同。祖父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自己的父亲，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因为父亲雍正的个性与祖父几乎截然相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统治的13年，是大清王朝发展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段。康熙晚年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之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腐败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位之君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堕入乱世。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问题。

历史上没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作13年，结果换来的却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虽然为了政治需要，雍正也会压抑自己的本性，对某些心腹大臣们极表亲热关怀，然而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难真的打动人。终雍正一朝，虽然大臣们对他唯命是从，却很少有人从内心里爱戴这个“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他继位之后对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虽然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巩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础，却也得罪了几乎社会的所有阶层：他对官员们过于严厉，在反贪过程中，对所有贪污侵占行为都不宽容，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获得了“抄家皇帝”的恶名。他对老百姓同样严厉，相信严刑峻法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最佳途径，宣称“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义觉迷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大清天下狱案四起，酷刑滥施，轻罪时被重治，冤枉入狱之人也为数不少。他为政刚猛，一往无前，屡有兴革。有些改革，比如养廉银制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兴革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深肖父亲的儿子往往对自己的父亲最有看法。青少年时代的乾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格深处与父亲的共同点，他只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后，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讨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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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一生的运势确实极佳。他不但在最佳年龄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继承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经过康熙和雍正73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国泰民安，一派升平之象。正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和威胁，乾隆的帝位，可谓磐石之安。

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点。

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他天资聪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集》）

在一篇名为《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与父亲相异的政治倾向：“如果能宽以待人，宽容他人的小过，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悦诚服。如若不然，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然为政勤奋，如秦始皇那样每天批阅无数奏折，像隋文帝那样亲自替百官治事，又有什么用处？”

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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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就在雍正驾崩后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籍。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背离传统帝王之道行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会，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免泥沙俱下。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星连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并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时期，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