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高迪街三号

王天宁

嘿，高迪街三号：

语文老师叫我们写信给自己的朋友。你也知道，“朋友”这东西，似乎从来都不属于我。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这条老街，并且已然不存在的老街。我苦恼的只是不知怎么称呼你，亲爱的？尊敬的？久违的？不，这些都不对。你我是朋友，老朋友久别重逢就该击掌、握拳、拥抱和流泪。我思索了好久，决计这样称呼你。“嘿”，是的，我在同你打招呼，别来无恙啊老朋友。

我爸和我亲妈分开后，他做了好几年单身汉。一个大男人，带一个男孩子，这不利索那不干净简直显而易见。我们的家乱得像猪窝，一次性饭盒堆积成山，长久不收，馊味四溢。废旧报纸铺得满地都是，铺成一层厚厚的纸毯。

在我亲妈离开我们爷俩的第十六天，我在厨房的水槽旁边发现了第一只蟑螂。而后蟑螂家族就认准了我们家，在此扎根驻足，一再繁衍。打开碗橱就看到一只只“小强”翘在碗沿筷梢勺柄上开大会，窸窸窣窣。橱门一开，一道光线笔直地照射进去，它们停止了会议，一个个责备地看着我，怪我扰了它们的清静。

我跟我爸与蟑螂家族和平相处，毫无争执，它们变成了我们的家人。

这样的生活直到我的姑奶奶——我爸的姑姑来我家做客以后才结束。她提着宽大的裙角，“哎呀”“哎呀”直叫，她真怕踩了落满灰的报纸和黏稠的食物残渣。她“哎呀”半天，终于在沙发上坐下来，盘踞于此，宛如一只巨大的黑蘑菇。

开场第一句话，我姑奶奶就对我爸说：“小儿，你这样下去不行啊！家里没有女人，这日子怎么过啊！”

我姑奶奶拉了半辈子媒，是我们当地的知名红娘。没多久她就给我爸介绍了一个女人，那就是我日后的新妈。那女人丧偶、无子，特别能干，独居一隅。我爸带我上过一次门，她把家收拾得干净整洁，美中不足的是她的家是平房。那就是你，高迪街三号。

我爸和我新妈挑了个天晴日朗的日子领了结婚证，没办喜宴。他简单收拾了一些家什就带着我去和新妈过日子，他做了倒插门。

搬家那天他特别欣喜地对我喊——叫那些蟑螂见鬼去吧！

那年我十一岁。

高迪街三号，怎么形容咱俩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我住在你的身体里，同时，我也与你生活在一起。

同我一起搬进来的还有我的黄狗、白狮、蓝海豹，我的那些可爱的毛绒玩具们，每晚睡觉我都要被它们埋起来。其实我还有一只黑猫玩具，眼珠子会滴溜溜地转，一捏它会喵呜喵呜地叫，像只真猫。那是我顶宝贝的，是我亲妈送我的生日礼物。可惜我爸爸不许我拿过来。

来这儿的第一天，我后妈就送给我一见面礼。

“小儿，你拿着！”她叫我“小儿”，在我们这儿，只有有血缘关系的长辈才会称本家男孩子“小儿”，我能听出来，她是在巴结我。我犹豫着，之前我爸就给我打了预防针，说任凭新妈给你啥你都甭接，咱人穷志不短，得给她留个好印象。

哦，对了，一直到结成一家人，我爸和我的新妈都不熟悉。他俩在一起，只看过一场爱情电影，一起吃过一次快餐。吃快餐那天我央求我爸带我去，我顶喜欢那家店做的四喜丸子。酒足饭饱后是我新妈掏的钱，她眼疾手快不知怎么就把钞票塞进服务生手里了，这叫我爸有点不自在、有点失面子。

所以新妈递给我的礼物我没接，不是不想，是不敢。我瞅着我爸的神色，他蹙眉，手指摩擦着下巴上青青的胡楂。终于他下定决心一般狠狠眨了眨眼睛，我就势接了盒子。

是一部手机，准确地说，是一部半新不旧的女士手机。

我拿在手里把玩，只剩一格电了，贪吃蛇、俄罗斯方块等一系列游戏一概无法进入。更为离奇的是，我拆开手机后盖，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手机卡，这意味着这部手机只是一块会发光的砖头，连发短信打电话的基本功能都没有。那新妈为嘛把它给我？

新妈对我爸说：“我把手机里的游戏卸载了，这样就不会耽误小儿学习；手机卡被我拔出来了，小儿这么小，和乱七八糟的人联系会变坏；这部手机就是送给他当闹钟和记事簿的，设定时间和事件，一到钟点会提醒，这样小儿就不会误事了。”

新妈是个聪明人，她的聪明主要表现在我们一家刚结合在一起她就挖空心思拉拢我爸，通过孤立我从而达到管理我的目的。她得逞了，当我垂头丧气的表情和我爸笑得快瞧不见的眼缝形成一明一暗的鲜明对比的时候，她全然抓紧了胜利女神的橄榄枝。

高迪街三号，从我在你这儿住下的第一个夜晚开始，我就知道，新妈送我的手机的闹钟功能，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第一个清晨，天刚有一点亮的迹象，街上的声音活生生把我从甜梦里拽出来。高迪街从寂寂无声变得喧闹肆意似乎是在瞬间发生的事情，各色叫卖此起彼伏，各种光线纵横交错。我揉揉眼睛踉踉跄跄走到窗前，清晨的高迪街全然是一副热闹非凡的模样。因为街道狭窄，摊位面对面距离太近，若双方都卖早点，笼屉、锅盖掀开的那一刻，两团蒸汽纠缠在一起袅袅上升。我不敢开窗，怕开窗那已然混为一团的巨大蒸汽大摇大摆地挤进来。

我的爸爸和我的新妈也混迹在热闹的高迪街中。

新妈摆了早点摊，每天早上在家门口叫卖肉包子和大米粥，我爸成了她的助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爸可以起这么早；他也可以头发蓬乱、双眼红肿，不顾大众的凛凛眼神，一边打哈欠一边大声叫卖。

我爸的嗓子是哑的。他喊得脖子上青筋暴起也喊不过对面卖煎饼的女人。许是我新妈实在看不下去，将我爸推向一旁，叫他去干收费的活计，她亲自出马。

“包子——大米稀饭——”

嗬！这一嗓气足，直把天都喊明了。我新妈这一嗓子压过了街中所有男女、老少商贩，我们家的早点摊成为整条街的焦点，我新妈又是焦点中的亮点。

我爸听得眼睛都直了。

高迪街三号，我与你共度的第一个清晨，就在我新妈惊为天人的叫卖声中开始了。

而直到我醒后的半个小时，我新妈送给我的手机，才不紧不慢地“嗡嗡”响起来。

你说，我哪还需要它？

高迪街，这是一条有些奇怪的街道。从街头到街尾，一溜儿，每家都是商贩。而且多是女人干买卖，男人出去找活计。

我新妈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每天早晨在家门口摆餐摊儿，夏天在树荫底下支个冷饮摊卖冰棍儿，冬天就架口大炉子，傍晚时迎着凛冽的寒风，等待下班、放学归家的人儿，他们爱吃我新妈烤的黏稠、香甜的烤地瓜。

我新妈不做买卖的时候，就和左邻右里的女人们聚在一起，在一张崭新崭新的小木桌上做插花。据说她们是一起出钱找老师学的，我新妈早早出徒了，那些女人连花枝都不会修剪。我妈擅自把老师辞了，对那些女人手把手重新教起。她既成了与她们一起共事的生意伙伴，又成了她们的师傅。

我们家，高迪街三号，正厅正对着高迪街的土道。我妈把正厅收拾出来，摆满插花来卖。我们家一年四季，从春到冬，花香四溢，从正厅漫到卧室。

初来的时候，我爸还为我新妈打下手，帮她张罗早餐摊子的买卖。很快他就撒手不干，对我新妈说：“早晨起得太早，困毁我啊！我现在是一家之主，以后就帮你收钱吧——不是在摊子旁边帮你收钱，是你挣了钱交给我。懂？”

其实我爸一直没有一份安定、正经的工作，搬到高迪街三号前如此，搬来之后亦复如是。有次他对我说他正在公共汽车上帮司机收钱，又有一次在饭桌上他对我和我新妈说，他换工作了，换了一份碰瓷的工作。挣钱多、轻松，就稍有危险。

我新妈不无担心地说：“不正经的活咱不干，你就在家里和我一起插花吧。”

“我一大男人我插什么花！”我新妈的提议被我爸断然拒绝了。

碰瓷的活我爸干了两月，便在阴沟里翻了船。那天他工作的时候碰到一脾气火爆的主，将他揍了一顿扔下几十块钱，说当医药费。

我爸鼻青脸肿地回来了。

我新妈给我爸擦药的时候我就站在一旁，我的心脏怦怦直跳，两手冰凉。

我新妈手里的药棉一动，我爸疼得咝咝直叫。

我新妈一脸悲壮地对我说：“小儿，以后你长大了，要替你爸爸报仇啊！”

我点点头说：“我一定把身体练好了。”

我新妈心疼地对我爸说：“这活，以后不能干了，咱不能干了……”

我爸叹息道：“不干啦，再干连命都丢啦！”

我爸果真在我们的家，高迪街三号，歇了起来。他又不帮我新妈插花，白天我新妈忙活的时候，他就躲在卧室里蒙头大睡。人是不能闲的，一闲就闲出毛病，特别是我爸。我爸终于犯了老毛病——赌。

似乎不论什么爱好都有应和者，我爸很快从前后左右的邻居中找到了赌友，从此他便成了昼伏夜出的夜行动物。他向来给我和我新妈说他只是玩三块五块的小把儿，有输有赢，赢了早晨回家就把我从被窝里抱出来，像啃肉一样亲我的脸蛋儿；输了他就挂着一张臭脸，回家时向我新妈讨三个大肉包子，吃了就睡。

我去过他和他的赌友们游戏的场所，那是一间单身老男人的房子。他们一晚上一晚上待的地方不堪入目，啤酒瓶扔得满地都是，烟蒂被插在桌椅板凳的缝隙里，一次性饭盒堆成小山，黏在上头的食物残渣简直要化成液体，如同伤口里流出来的脓一样黏稠。

烟味、酒味、变质的饭味，如同垃圾场一般的密闭空间，最不应该出现的就是人，而我爸爸混杂在里面。我捂着鼻子，这里的混合味道叫我作呕，若真能放开了吐，我怕是连胆汁也要吐出来。

我顶不愿意出现在这里，我爸当然也不愿意在这里看到我。他全神贯注在牌桌上，我拽拽他的衣袖，他发现了我，惊得浑身一阵激灵：“小儿……你咋来啦？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走！”

他的一只胳膊肘朝外拐我，另一只手抓着麻将牌不放。我对我爸说：“我们要交书本费啦，我来找你要钱。”

我爸把我推到一边，“去，找你妈要去。”

我喊：“她有钱我还找你要啊！”

他从衣兜里抖擞出两张卷了边的五十元票子，拍在我手里：“够了吧？”没等我答话，他自己回答自己，“够啦！”

牌桌上他的牌友招呼他用心打牌。

我爸爸用力嘬了一口烟，潇洒地吐了一个烟圈。偌大的房间里只有悬在牌桌上面的吊灯照明，他吐的烟圈一直坚挺地向上飘着，突破乌烟瘴气的层层阻隔，直到碰到房顶才散了形。

我借着微弱的灯光认出了围着牌桌一圈的男人们，高迪街二号、四号、七号、十五、十六号，这几家的男人竟没有一个缺席。

我捏着钱走了。

我觉得我爸打牌的时候智商最低，我新妈的手里若还有一点钱，我会来找他要？此时他的智商都集中到麻将桌上，分摊给别的方面就少之又少。

我爸一再对我们保证，他玩的只是小的，小赌怡情，大赌才伤身哪！可前日晚上，我新妈忽然向我哭诉，说衣柜里的钱没了，一定是被我爸打麻将拿走了。

她说着说着掉下了眼泪：我每天卖插花卖早点，挣的钱还不够你爸打牌的，我当初怎么这么糊涂，被媒婆糊弄着就和你爸在一块儿了。

我说：“那媒婆是我姑奶奶，是我爸的亲姑，妈您不知道？”

我新妈呆呆地摇了摇头。

我又说：“不然你以为我亲妈为什么要和他离婚？”

我新妈的眼泪忽然就不掉了。

高迪街三号，我爸变成这样，谁都不怪，不怪左邻右里的男人们，不怪我妈，更不怪你。

他不是来你这儿才变坏的。

其实，他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爸说：“咱家穷，可生不起病，你要把身体练得壮壮的，否则一病倒，哪怕是再轻的感冒，你妈半个月的花就白插了。附近那些医院哪，规模再小的医院，一瞧见病人，就和狗碰到骨头一样，还是饿了三天的大狼狗，保证把咱啃得连骨髓都不剩。”

我愤恨地想：咱家穷，还不都是你害的。

我爸为我制定了严格的早锻炼计划，将我的手机闹钟往前调了四十分钟。每天牌局散了，他刚刚回到家，冬天清晨的天暗得和夜晚一样，此时闹钟已经响过，我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垂死挣扎，眼看就要缴枪投降了   。

我爸一下子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高迪街三号的门窗不严，寒风在屋里打转，我浑身上下打着冷战，一下子就清醒了。

别看我爸每天在牌桌上丢了魂，在我锻炼这件事上可是从来不含糊。就算我渴望睡眠的眼神再可怜巴巴、再泪光闪闪，他也毫不动容，铁面无私地喊着口号——“一！二！三！”“一！二！三！”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穿戴好衣鞋，戴好口罩，深吸一口气，跟他一齐跑到高迪街上，让冷风在我身上尽情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