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经过周恩来的百般努力，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弹”。
　　
　　周恩来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8月15日，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的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