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平天国的仇恨动员说起

唐 昊

狄更斯说，爱能使世界转动。但在现实中往往是恨的力量更大，大到足以让世界停转、逆转。中国历史上以仇恨鼓动民众，从而改变国家和体制的经验可谓经久不衰：东汉太平道起义是因为豪强土地兼并逼得农民“无立锥之地”，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是族群之间累世征战的血仇，还有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等。这些仇恨往往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一朝爆发。但与上述“自然”的仇恨不同，有些时代，仇恨是被人为动员起来的。比如，太平天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半个中国，除清朝腐败无能之外，则有赖于“拜上帝教”强大的仇恨动员能力。仇恨动员的烈火最终也吞噬了太平天国自身，使其很快走向灭亡，这也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所在。

所谓仇恨动员，其要义就是将具体的仇恨上升为普遍性仇恨，并以此来解释人世间的一切不公平，从而形成反抗的共识。因为具体的仇恨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报复那个仇人就行了。但普遍的仇恨却是面向整个阶级、群体或体制的，这就需要长期的斗争、持久的投入，以及对于领袖反抗事业的服从。不仅如此，即便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反抗而报仇成功，将敌对群体踩在脚下，也要防止他们反攻倒算，因此持续的高压政策必不可少，而高压政策下的权力集中也就不可避免。

但问题是，仇恨的含义是有“仇”才能“恨”得起来。那么人们凭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恨一个由大部分都是素不相识的人所组成的群体，并将这种恨作为人生的动力呢？从太平天国的兴灭来看，仇恨若要发挥政治和军事动员的功效，是有一个动员过程的。这个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常规仇恨阶段——宗教提升阶段——利益驱动阶段。

不得不承认，许多被“人为放大”的仇恨背后都有着常规仇恨的存在。这里的“常规仇恨”，在社会生活中一般是由于族群差异、家族冲突、利益纷争等人类社会中的常规现象引起，只不过这些未经动员的仇恨没有那么强烈和广泛罢了。洪秀全曾自称是上帝之子在广东传教。但广东“开放”，人们早见过真正的基督教，并不买账。于是只好到广西农村。为什么会选广西桂平紫荆山？因为那里存在着两种尖锐的常规仇恨：一是贫富之恨，金田起义前各地向紫荆山区集中的男女老幼包括壮、苗、瑶少数民族有两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李秀成描述道：“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二是土客之争，广西的土客之争已历数百年，客家是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太平天国六王中，洪秀全、冯云山是落第童生，杨秀清、萧朝贵出身贫民家庭，韦昌辉、石达开则是客家士绅，因斗不过当地人而率族人加入太平军。

所谓宗教提升阶段，是指在原有的常规仇恨的基础上，必须有一套完整的说法将日常纠纷都上升到族群压迫的高度上，这是将具体的仇恨化为普遍性仇恨的关键一步。太平军占领武昌期间，经常集合百姓“讲道理”，内容包括：天父差天王下凡救世，天下人民都要听从天王剿灭妖魔；满清腐败和民族压迫，大家都应从军卫道灭魔；最后宣布不听教化不从军的都是妖魔，要杀头。这种动员加威胁的方式果然有效。攻打武昌前太平军“已逾十万”，而离开武昌时一下子扩充至五十万，武昌人基本被裹挟而去。

但宗教提升仅仅在运动初期会起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利益诉求超过了单纯的宗教追求。靠宗教“粉丝”来包打天下的时代过去了，新加入者要求更多的利益分配，这就是仇恨动员的第三阶段。杨秀清在安庆时就开始“打先锋”，“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洪秀全则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对贫苦人来说，加入太平军是一件解决生存，甚至有利可图之事。

利益分配阶段兼有另一重功效，即创制了参与者的“投名状”，将仇恨动员的成果固定下来。这些投名状包括参与者的退路、财产和自由选择权。“打先锋”对富户的剥夺也使得参与剥夺者难以回头。事实上，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对立和敌视，就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同时，太平军沿途裹胁壮丁，要求其断绝俗念，一心向天国，于是对百姓“逐户搜刮”，宣布天下财物皆是天父所有，房屋不卖即烧。百姓不得不合家参军随行。李秀成回忆说，“临行营之时，凡是拜过上帝之人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和没收财产一样，另一个投名状则是民族屠杀。攻破南京城内的满城后，将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尽杀。此后面对满清军队的进攻，南京城的居民只能死扛硬拼，怕遭到清军的报复。事实上也是如此，清军入城后，报复性的屠戮在所难免。

不过，仇恨动员虽然有效，但难以控制。这把火一旦被点燃，就会四处延烧，甚至会烧到点火者自己。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内讧不奇怪，但像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那样内讧得如此惨烈，在历史上相当少见：杨秀清被灭满门、部属死者上万人；石达开也几乎被满门屠灭，仅以身免；韦昌辉死后被灭门、碎尸；参加金田起义的太平军在起义后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内讧一个月的时间死亡人数就在两万以上。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使得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像魔鬼一样自相残杀？只能说，仇恨动员已成为一种惯性行为方式，收不住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此种动员体制未能及于中国社会的中坚阶层——士大夫所主导的湘军并没有应用类似的仇恨动员，而采用了“名教”动员：曾国藩用以号召士子们的是保卫名教，维护孔孟之道。因此，在湘军的高层和中层，进士、举子、秀才按照功名和官阶构成了自动分层的管理体系。他们之间有同乡、师友关系，在重大问题上能互通声气，彼此协同，形成比八旗和绿营更强的战斗力。对普通百姓则以“保家”、免遭“长毛”屠戮为动员。而在利益分配方面，湘军的功过赏罚体系也非常严明，从军官到普通士兵可通过勇敢杀敌求得富贵，也形成了有效的动员机制。

不过，中国历史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屡试不爽的还是仇恨动员。这种动员机制一直依赖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仇恨，而仇恨则必然导向暴力解决。这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现代社会，族群利益分歧和争论本是常态。当具体之“仇”经由某种人为的动员而演变为抽象之“恨”，便有失控的可能。因为复仇这个东西说起来爽快，但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同态复仇”，只有如巴以冲突一般没有尽头的相互报复。如何在仇恨思维惯性下努力理解我们的时代，是力图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仍须思考的问题。

《南风窗》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