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是雍正皇帝留给世人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雍正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写照。雍正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世人和自己，这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容不得任何人染指。

没错，雍正在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霸道的人，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他绝不是一个可以受人摆布的傀儡皇帝。年羹尧的飞扬跋扈、隆科多的擅作威福，雍正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随着时机的成熟，他终于动手了。

雍正对年羹尧的态度发生转变，是从年羹尧二次进京开始的。在雍正初年，年羹尧曾两次进京，第一次是在雍正元年（1723 年）春季，第二次在雍正二年（1724 年）十月至十一月。年羹尧第一次进京的时候，雍正是为了和年羹尧“商酌地方情形”，而到了第二次进京的时候，则已经是青海叛乱平息之后，此时的年羹尧已经功高震主了。

功高震主，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好词儿，不仅不是好词儿，还是个极其危险的词儿，因为功高震主就意味着威胁到了皇权，历史上许多名臣武将都是在建功立业之后被皇帝“咔嚓”掉的，我们只要看看刘邦和朱元璋是怎么对待开国功臣的就一清二楚了。

对于凯旋的年羹尧，雍正帝表现出了极为重视的态度，为了盛情迎接“年大将军”，雍正还命礼部专门制定迎接仪访，礼部侍郎三泰由于草拟的条例不合雍正的心意，还受到了降级的处分， 可见雍正对此次接待的重视。

现在看来， 雍正这么做， 是故意给人看的， 就是要表现皇家对劳苦功高的 “年大将军”的厚待。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如果年羹尧是个聪明人的话，就应该及时地收敛锋芒，表示出谦恭和拘谨。然而，年羹尧并没有这么做——按照雍正制定的礼仪，年羹尧进京途中，地方官员全部都要跪接，即使是督抚大员也不例外，比如直隶总督李维钧、都统范时捷都是行的跪拜之礼，更有甚者如怀庆府同知， 穿着官服， 跪在地上向年羹尧回话。

在路上就如此派头，回到京城还了得吗？年羹尧到达京城那天， 诸王大臣们早早地在京郊之地跪迎 “年大将军” ，而年羹尧看到这样的场景，依然坐在高头大马之上，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似乎这些都是他年羹尧应该享有的礼数。王公贵族们上前向年羹尧致敬，年羹尧也只是象征性地点点头，既不下马，也不回礼，态度傲慢至极。

于是，年羹尧的傲慢之举，迅速引起了公愤，很多人都在指责年羹尧不遵礼数。事实上，这哪是不遵礼数，根本就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也让雍正皇帝很是难堪。当雍正召见年羹尧对话之时，年羹尧双腿叉开坐着，这种坐姿在古代叫作“箕坐”，就是像簸箕一样坐着，这是极为不礼貌的，史书称之为“箕坐无人臣礼”。

事实上，此时年羹尧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首先，年羹尧刚刚得胜而归，西北兵事也随之告一段落，此时的年羹尧虽然是大功臣，但是也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利用价值了，这种情况最容易被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其次，此时已经是雍正二年（1724 年）冬天，雍正已经稳定了朝政，反腐工作也已经陆续展开，胤禩集团也已经摇摇欲坠，雍正完全有能力对年羹尧做出“处理”。

然而，年羹尧却沉醉在功臣的荣耀之中无法自拔，他仍然以为自己是雍正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浑然不知此时的自己已经身陷险境。之后，他更是我行我素，常常以雍正的名号宣达谕旨，这明显是作死的行为。

其实在正式清算年羹尧的罪行之前，雍正就已经多次释放出征兆式的信号，比如，雍正有意识地在分化“年党”，雍正在给年羹尧的亲信四川巡抚王景灏的奏折中批复道：“年羹尧今来陛见，甚觉乖张，朕有许多不取之处。不知其精神颓败所致，抑或功高自满而然。”在另外一封奏折中也有相似的批复：“凡尔川省属员，须尔自出藻鉴，甄别优劣，不可全听年羹尧之指挥，以定去留也。”

同样，雍正在给年羹尧的奏折中这样说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 若倚功造过， 必致返恩为仇， 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

（引自《朱批谕旨》）这表面上是雍正在对年羹尧讲君臣之道，实际上就是雍正在向年羹尧示威，告诫年羹尧不要那么嚣张跋扈。

此外，在公开场合下，雍正也曾对诸位大臣说道：“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朕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今居天子之位，尽其心思才力以转移风俗，岂肯安于不能？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外人制造谣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妄谬悖乱，一至于此，深可痛恨！”（引自《雍正朝起居注》）以上这些都是雍正释放出的信号，如果年羹尧聪明，他早该看出雍正对自己已经不是简单的不满，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对于这些信息视而不见。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更多对于年羹尧的“投诉”，如同雪片一般飞到雍正的案牍之上，于是雍正开始明白，年羹尧是无药可救了。

雍正三年 （1725年） 的二月二日， 大清王朝发生了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历史上称之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太阳和月亮同在天上，水、金、火、木、土五颗行星连成一条直线。这一现象在古代可是大吉之兆，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祥瑞。

不过，也正因为“五星连珠”是祥瑞，历史上经常出现捏造祥瑞的事情，目的是为了服务于政治。比如，刘邦称帝即位的当年，史书记载就发生了“五星联珠”现象，但是根据现代天文学家的推演发现，真正的“五星联珠”发生在汉高帝二年，而并非史书所记载的汉高帝元年。同样的，雍正三年（1725 年）的这次“五星联珠”也系捏造，因为现代天文学推演发现，整个清代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五星联珠”。很显然，这不过是一场“逗你玩”的把戏。

按照以往的惯例， 一旦有祥瑞出现， 就意味着国泰民安和皇帝治国有方，大臣们应该向皇帝上表庆贺。年羹尧也不例外，他写了一封表来夸赞雍正皇帝，然而，一场大祸也由此而起。

这场大祸的缘起就是这封庆表，在这封表中，年羹尧用了一个成语，这个成语本应写作“朝乾夕惕”，结果年羹尧却写成了“夕惕朝乾”。有人会问，这有什么区别吗？“朝乾夕惕”和“夕惕朝乾”都出自《周易》，意思都是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勤勉， 用在雍正这个 “劳模” 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因此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朝乾夕惕”和“夕惕朝乾”是没区别的，但是，庆表不是简单的文书，里面的用词全部都应该是官方政治用语，是绝对不能乱用的，“朝乾夕惕”就是这样的政治用语，如果把“朝乾”和“夕惕”的顺序前后颠倒，字面意思是没什么区别，但论起政治含义，那就截然相反了。

“朝乾夕惕”的政治含义是君主早上对臣子进行了一番夸奖，晚上臣子就要认真学习和领悟，并警醒自己，在当晚贯彻落实皇上的嘉奖；而“夕惕朝乾” 的意思是晚上要做足功课和准备， 以便白天去应对皇帝。 如此一看，意思果然大不一样，“夕惕朝乾”分明就是说皇帝故意刁难臣子，臣子晚上不睡觉，净琢磨第二天如何来敷衍皇帝，这简直就是欺君。

如果放在平时，雍正肯定是不会当回事儿的，把它看成一个小小的笔误而已，但是今时不同往日，雍正已经对年羹尧的骄横跋扈非常不满，他正等待时机收拾年羹尧呢，如今机会来了，他又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于是，雍正开始“小题大做”，他愤怒地指责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引自《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几乎是吹胡子瞪眼，脸上已经全然没有以前对年羹尧的温和神情。当然，雍正也未必是真的生气，生气仅仅是雍正借机“炒作”的借口。

年羹尧本想为自己申辩，但是说不出一个恰当的理由，此时的年羹尧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紧接着，雍正火速下令，将甘肃、陕西、四川三省的高官进行调换，以此清除了年羹尧在西北地区的势力集团。同时，雍正还把年羹尧头上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的头衔全部免掉，把他贬到杭州去做杭州将军。虽然杭州向来是烟柳繁华之地，环境要比西北好得多，所任的职位也没什么变化，但是年羹尧没了实权， 仅仅是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将军，成了任人宰割的光杆司令。

年羹尧到了杭州之后，很多人都写奏折参劾年羹尧，其中就有年羹尧的亲信直隶总督李维钧。李维钧连上三份奏折，给年羹尧盖了三顶帽子：“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骸良民。”（引自《永宪录》）里面的任何一条罪状，都足以让年羹尧死上一百回，当然，这些大臣之所以纷纷站出来讨伐年羹尧，多半和雍正皇帝此前利用奏疏分化“年党”的行动有关。

面对已经堆成山的弹劾奏折，年羹尧真是百口莫辩，当然，雍正也不可能给年羹尧解释的机会。没过多久，雍正就把年羹尧杭州将军的头衔也免了，他命令年羹尧以“闲散章京”的身份待在杭州，并派专人看管。如此一来，年羹尧“正省级”高官的头衔就被抹掉，成了监视居住的状态，这和囚犯没什么两样。

至于如何对年羹尧进行裁决，雍正又让各省的督抚们去讨论，这时的雍正已经不大关心年羹尧了，因为此时的年羹尧已经失去威胁，但大臣们都要看皇帝的脸色行事，于是纷纷建议处死年羹尧，这样的结果正是雍正所希望看到的，于是，对年羹尧的最后裁决也就敲定了。

雍正三年（1725 年）九月，雍正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押解至京，十二月，刑部给年羹尧罗列罪状， 共列出九十二项大罪， 刑部请求严正典刑。

面对这些罪状，雍正说，其中够得上判处极刑及立斩的有三十多款。不过，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也为了体恤年羹尧此前的功勋，雍正并没有对年羹尧处以极刑，而是赏赐年羹尧自尽，保留全尸。

年羹尧临死之前，上疏雍正皇帝，希望能饶他一命，雍正回道：“尔自尽后， 稍有含怨之意， 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所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

（引自《雍正朝起居注》）意思是说你（年羹尧）死了以后，如果对这样的惩罚不服气，就应该想想佛书里面所说的永堕地狱，你现在这个罪过在地狱里就是经受一万次劫难也无法赎罪。看到这样的回复，年羹尧自知必死无疑，于是用一条白绫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说完了年羹尧，我们再来说隆科多。

与年羹尧相对简单的功臣身份不同，隆科多不仅仅是雍正登基的大功臣， 还是雍正皇帝的舅舅， 更是雍正儿时的玩伴，是真正的皇帝家里人， 那么，隆科多究竟是如何惹怒雍正的呢？

不同于年羹尧的嚣张跋扈，隆科多相对来说是比较收敛的，虽然隆科多也插手过朝政，但多是在其权力范围之内，而且隆科多对雍正始终是尊敬有加。和年羹尧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隆科多是个极为精明的人，他在协助雍正之前就已经有过精心筹划，在雍正即位之后，他主动申请辞去步军统领之位，把这样一个时刻牵动皇帝神经的职位让出来，不仅可以避嫌，也可以让雍正对自己心存好感，这些都是寻常大臣所不曾有的见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明之人， 最终却和年羹尧一样， 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雍正三年（1725 年）五月，雍正先是公布了年羹尧的罪行，接着便斥责隆科多，还把年羹尧和隆科多并列， 说他二人 “几陷朕于不明” 。 除此之外，雍正还指责隆科多屡屡参奏胤禩，害得胤禩落得如此下场。我们都知道，打击胤禩全是雍正一人所为，而此时雍正竟然把隆科多和胤禩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故意给隆科多安插罪名，震慑隆科多。

紧接着，在惩治年羹尧的过程中，雍正发现吏部官员决策不够果断，就怀疑是隆科多从中作梗，因为朝中只有隆科多有这么大的权力。于是，雍正又借题发挥，说这是“舅舅隆科多有意抚乱之故”，勒令都察院对吏部及隆科多彻查。很快， 彻查的结果完全印证了雍正皇帝之前的猜测。 于是，雍正顺势削夺了隆科多的太保头衔，把他发配到西北宁夏地区的阿兰善去修城。

与此同时，雍正还特地跟宁夏官员说，对待隆科多，你们不必行礼，不必过分尊重，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可见，在雍正的心目中，隆科多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第一功臣了。

雍正四年（1726 年），中俄两国就边界等问题进行交涉，雍正认为隆科多有“办事之才，尚属可用”，因此便让隆科多戴罪立功，前往边境之地和俄国代表谈判。或许是受到雍正这一指示的影响，隆科多在和俄国代表谈判时，态度非常坚定和强硬。

但还没等隆科多戴罪立功，另一件大案就发生了，这件大案直接导致隆科多的锒铛入狱。原来，朝中有人揭发隆科多私藏玉牒，于是雍正便对隆科多的家人、奴仆进行严刑审讯， 最终查实了此事。 因此， 在雍正五年 （1727年）八月，还在谈判中的隆科多被押解回京。

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这私藏玉牒到底是什么罪，竟能让雍正连夜逮捕隆科多？这里所谓的“玉牒”，其实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皇室宗谱，按照当时的朝廷规矩，除了宗人府，其他人一律不得翻看，如果是因为公事要翻看，也必须经过皇帝的许可，而且要“敬捧阅看”。但不知为何，或许是有收藏的癖好吧，隆科多不仅没经皇帝允许翻看了玉牒，还把底本私藏在了家中，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当然，如果把这事放到从前，也根本不算是什么要紧的事，更何况隆科多还是皇帝的家里人，翻看、私藏一下又能如何？但还是那句话，今时不同往日，此时的隆科多已经被雍正皇帝盯上，只要你犯一丁点错误，就会被雍正抓住并治罪。

事实也是如此，隆科多被押解回北京之后，雍正就开始对“舅舅”隆科多的罪行进行清算。同年十月，雍正令王公大臣议隆科多的罪行，一共罗列了四十一项罪状。对于这四十一项罪状，雍正表示，其中的许多罪行按律都该处以极刑，但念及隆科多年迈，又尚有功劳，可免其一死，囚禁于畅春园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这相当于给隆科多判了个无期徒刑。一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 年）六月，隆科多因身心交困而死。

许多人论及年羹尧和隆科多的人生悲剧，往往从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角度来分析，然后把责任推到雍正身上，说雍正是卸磨杀驴、诛杀功臣。

这样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是，当我们回顾年羹尧和隆科多的败落过程时，不难发现，年羹尧和隆科多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很大程度上是年羹尧和隆科多的咎由自取。

整饬吏治，清查亏空，充实国库，打击贪赃不法，这是雍正一上台就大力推行的国策。如果年羹尧和隆科多聪明的话，就应该体会到雍正的心思，并以身作则，不结党营私，不招权纳贿，不贪赃枉法。然而，年羹尧和隆科多却沉浸在功臣的荣耀之中，纠结朋党，扰乱朝纲。一个在西北花钱如流水，大肆贪赃受贿、侵吞钱粮、滥冒军功，最后被下罪抄家时，查抄的数额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一个大肆卖官鬻爵，收受贿赂，而且为了掩人耳目，还将大量赃款寄存在亲友家中， 最后抄家时， 被查抄出金八百两、银四十九万七千八百两。年羹尧和隆科多二人均如此居功自傲、贪婪不法，完全违背了雍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如此说来，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毁灭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