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康熙皇帝驾崩的第二天，也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1722年 12 月 20 日），还在忙着处理丧事的雍正做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决定：任命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 大学士马齐、 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

雍正的这一委任迅速招来朝臣们的私议，因为谁都知道，在康熙朝的储位斗争中，八阿哥胤禩是最有力的皇位继承人，而四阿哥胤禛只能算是一个冷门人物，然而皇位最终落在胤禛的头上，胤禩岂肯罢休？因此，许多朝臣都预感到胤禛和胤禩之间极有可能会爆发一场战争。

不仅朝臣们这样想，康熙在生前也曾有过这样的预感。康熙曾说：“日后朕躬考终， 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 尔等束甲相争耳！” （引自 《清圣祖实录》 ）

康熙这话的意思是说，等我过世之后，你们肯定会把我的尸骨搁置在乾清宫内不管，为了皇位大打出手！这其实是引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齐桓公晚年病重，而五位公子却为了君位争得你死我活，没有人去顾及齐桓公的死活，以至于齐桓公已经病故却无人收殓， 尸体发臭发霉， 连蛆都生了出来。

康熙以齐桓公自喻，显然是对皇子争位无奈到了极点。然而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康熙和他的朝臣们都预料错了，因为雍正明显就在向胤禩示好，大有化干戈为玉帛之意。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中，除了胤禩之外，大学士马齐也是胤禩的人，这显然很给胤禩面子。同时，雍正还作出指示，“凡有谕旨，必自由四大臣传出”，意思就是，任何政令都交由四位总理事务大臣来处理，可见雍正对这四人的信任。

当然，雍正皇帝的示好举动远不止这些，雍正除了将胤禩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还封胤禩为和硕廉亲王，把理藩院和上驷院的事务也交给了他。除此之外，雍正还对胤禩的亲属给予了特别优待，将胤禩的儿子弘旺封为贝勒，将胤禩的舅舅嘎达浑从贱籍中除名。另外，雍正还提拔了一大批胤禩党的成员，比如，与胤禩关系亲密的贝子苏努，曾经被康熙斥责，然而康熙驾崩仅仅五天后，他就被雍正进爵为贝勒。同样的，佛格也是胤禩党的重要成员，他原本只是个闲散宗室， 但雍正一即位便提拔佛格为刑部尚书。当然，加官晋爵的人远不止这几人，揆叙、佟吉图等人都和胤禩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全部都被雍正提拔了。

如此丰厚的奖赏，胤禩等人会欢喜吗？当然不会，这正应了那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胤禩被封为总理事务大臣之后，一时间宾客盈门，许多人都向胤禩的福晋郭络罗氏道喜，而福晋郭络罗氏却意味深长地说道：“唉，没什么可庆贺的， 说不好哪天就脑袋搬家了……” 可见， 在荣宠的背后，其实蕴藏着巨大的隐忧，外人看到的或许只是表面上的光鲜热闹，内在的危机却只有当事人才真正明白。

事实上，雍正如此不遗余力地拉拢胤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稳住胤禩集团。雍正知道，自己初登基，还没有那么强的实力与胤禩集团进行正面较量，不如先麻痹对手，让对方丧失戒心。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实现权力的平稳过渡，还能让对手在不知不觉中失去防御心理，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实施打击，可谓事半功倍。

其实，如果你细心的话，也可以从雍正这些拉拢手段中看出一些问题。首先，在这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中，除了胤禩本人和他的党羽马齐之外，还有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是十三阿哥胤祥，一个是隆科多。

先说胤祥。雍正本名胤禛，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儿中国古代史，你一定知道，皇帝的名讳是必须避讳的，本来康熙的所有皇子几乎都是“胤”字辈，什么胤禵啊，胤禩啊，胤祥啊，可是等到雍正登基，为了避皇帝名讳，雍正所有的亲兄弟都只能把自己名字里的“胤”改为“允”，如此一来，

胤禩、胤祥就变成了允禩、允祥。但胤祥不同，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允祥”，但是，胤祥始终都是雍正的左膀右臂，为雍正出力最多，因此，在胤祥病逝之后，雍正明确表示，将“允祥”重新改回“胤祥”，令其配享太庙，这也成为清代唯一一个不避皇帝名讳的事例。

除了避讳一事之外，还有很多细节能看出二人的兄弟感情，比如，雍正赏赐给胤祥的园子就在圆明园旁， 墓穴之地也赏赐在了泰陵（雍正陵墓旁边） ，虽然胤祥并没有接受雍正的这番心意。

再说隆科多。 康熙在位时， 隆科多就已经是步军统领， 深受康熙的宠信。

康熙驾崩后，传位遗诏还是隆科多负责对外公布的，所以说，雍正能够登基称帝，隆科多的功劳不小，所以后来他又成了雍正的宠臣。

如此说来，我们也就明白了雍正的心意。虽然他让胤禩和马齐担任了总理事务大臣，但同时他也把自己的两个心腹胤祥和隆科多摆在了同样的位置，雍正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二人同胤禩集团形成制衡，以便给自己壮大力量争取时间。

稳住了胤禩集团，雍正便把矛头对准了另一个身份特殊的皇子——胤禵。雍正和胤禩只能算作同父异母的兄弟，而雍正和胤禵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但是亲兄弟未必有亲密的感情。相反，胤禵和胤禩走得更近一些，至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还得从头说起。

偏爱幼子，这似乎是人之常情，天下每一个母亲都是如此，雍正皇帝的母亲乌雅氏也是这样。从一些历史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蛛丝马迹，也正是因为雍正的母亲乌雅氏偏爱小儿子胤禵，从而导致了雍正和亲弟弟胤禵的关系不佳。

等到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之后，人们的焦点都放在了皇八子胤禩和皇十四子胤禵身上。如前文所述，等到康熙驾崩后，胤禩集团成为雍正皇权最大的威胁，而此时的胤禵却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此时的他跟胤禩走得非常近，许多人都把他看作八哥党的成员，但胤禩和胤禵本人都不这么认为。

康熙驾崩之时，胤禵正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在西北打仗，接到父皇驾崩的消息后，胤禵受命急速赶回京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雍正之所以急召胤禵回来，是为了剥夺他的兵权。有人会疑问，胤禵既然手握兵权，为何如此轻易就束手就擒了呢？难道他不会起兵造反吗？事实上，胤禵不是没有造反的心，主要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他造反——胤禵虽然常年在西北领兵，但是手下很多亲信的家人都留在了京城，所以即使胤禵名望再高，他们也绝不可能跟着胤禵造反。更何况，在胤禵身边还有不少雍正的耳目，别的不说，年羹尧就是专门负责随军监视胤禵的。所以，胤禵就是想造反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当胤禵觐见雍正这个亲哥哥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不甘，所以他并没有凑上前去对雍正行礼，而是远远地向雍正叩头，这显然是在向雍正表示不满和抗议。雍正为了表现自己的大度，并没有责怪胤禵的失礼，而是谦逊地向前移了几步，想要扶住胤禵。然而，胤禵却纹丝不动，目无表情，这就让雍正有点儿尴尬和难堪了。

此时，站在一旁的一等蒙古侍卫拉锡看不下去了，他拉住胤禵的手臂，把胤禵直接拖到了雍正身前，这才勉强让胤禵行了礼。事后，胤禵对拉锡的无礼之举非常恼怒，他严厉地呵斥拉锡为下等人，并扬言要让雍正给拉锡治罪。而这正好给雍正留下口实，于是雍正借此削夺了胤禵的王爵，只留给他一个贝子的身份。

事情到这儿还远没有结束，雍正元年（1723 年）三四月间，雍正护送康熙梓宫至遵化景陵举行葬礼，王公大臣全部随行，胤禵也在其中。葬礼期间，雍正训诫胤禵，胤禵表示不服，后经胤禩劝说，胤禵才稍微平息怒气。

等到葬礼结束，班师回朝之时，雍正突然传下谕旨 , 让胤禵留在遵化，负责守陵，以尽孝心。同时，雍正还派副将李如柏负责看守和监视胤禵的一举一动。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的守灵尽孝不过是个幌子，雍正实际上是把胤禵囚禁了。

后来，雍正在打击胤禩集团之时，给胤禵定了十四项大罪。不过，雍正并没有像处理禩那样处理自己的亲弟弟，定完罪之后，雍正将胤禵召回京城，囚禁在景山的寿皇殿内，生活供给还算周到。一直到雍正驾崩，胤禵都被囚禁于此，直到乾隆即位，才将他释放出来，并恢复了爵位。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雍正之所以对胤禵如此重点打击，一方面是二人情谊淡薄，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胤禵对雍正有着两点威胁：第一，胤禵领兵在外，既有声望，也有兵权；第二，胤禵此前和胤禩走得很近，曾多次助力于胤禩。

实事求是地说，单论其中的任意一点，胤禵都不足以对雍正构成威胁。兵权的问题之前说了，胤禵要起兵谋反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要说胤禵和胤禩的关系，那其实也无足轻重。因为这二人虽然看起来亲密，但实际上并不是一条心，因为胤禵自己也有夺权上位的小心思，是不可能和胤禩同心协力的，因此这也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真正的威胁在于胤禵同时具备了这两点——不仅手握兵权，而且和胤禩关系亲近，这就直接造成了一种可能，即胤禩和胤禵有条件里应外合，共同来对付自己。一个在内朝有着雄厚的政治资本，另一个则统兵于外，二人一旦合力，那么，刚刚登基的雍正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是抵挡不住的。

雍正想到了这种可能性，所以就要防患于未然，而要防患于未然，就必须先控制住胤禵。

控制住了胤禵，危险只能算消除了一半，要彻底地消除这种危险，就要彻底铲除胤禩集团，也就是雍正一朝最大的朋党。雍正对胤禩集团所采取的策略，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分化瓦解。当时胤禩集团最核心的三名成员就是胤禩、胤禟和胤䄉，这三兄弟朋比为奸，大肆拉拢朝臣，才有了庞大的八阿哥党，所以要铲除胤禩集团，首先就要剪除胤禩的两只翅膀——胤禟和胤䄉。如果说，雍正对于胤禵，还有耐心进行处心积虑的打击，而对于胤禟和胤䄉，雍正就没有那么大的耐性了。

雍正二年（1724 年）四月，胤䄉被圈禁革爵。雍正四年（1726 年）正月，胤禟也被圈禁。随着这二人的倒台，胤禩瞬间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势单力孤的胤禩，雍正已经有足够的把握来对付他，此时，雍正再也不必去拉拢讨好他了。

雍正二年（1724 年）春天，青海的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被年羹尧平息，而年羹尧是雍正任命的继任抚远大将军，是被雍正安排代替胤禵的，所以这一胜利大大提高了雍正的政治声望。面对这一重大胜利，雍正也自鸣得意起来，他这样说道：“谁不诵朕之福，畏朕之威？”

借着这个余威，雍正终于不必再看胤禩的脸色了。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数落和责难胤禩，说胤禩不知悔改，结党营私，作威作福。之后，雍正更是将苏努、揆叙、吴尔占等八阿哥党成员撤职治罪，这相当于把胤禩的层层羽翼逐一剥除了。

到了雍正三年（1725 年）年底，雍正开始正式清算胤禩的罪行，并让朝臣对胤禩结党营私、擅权乱政等行为予以揭发。

雍正四年（1726 年）正月初五日，雍正在西暖阁召见亲王、贝勒以及诸位满汉文武王公大臣，历数胤禩等人的罪状，雍正的上谕中兜头就是一句狠话：“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

紧接着，雍正开始了痛苦的回忆，把压抑在心头多年的苦水一股脑儿全都倒了出来，雍正说道：“朕在藩邸时，居心行事，公正无偏。诸兄弟待朕，亦皆恭顺，不敢存欺慢之念。平日原无一毫嫌隙，此尔等所共知，亦允禩所深悉者。朕今日绍登大位。以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为心，岂于兄弟之间，反生芥蒂，有所刻求苛索耶！”

“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仁皇帝慈怀，以致忿忿郁结，无时舒畅。”

“康熙四十七年冬，圣祖仁皇帝圣体违和，今朕同允祉、允禩检点医药，凡立方合剂，朕与允祉每日悉心商酌，允禩惟同允禟、允禵促坐密语。医药之事、曾不一问，不过以药笥收拾方帖而已。天佑圣躬，旋即痊愈，朕心喜慰，向允禩云：皇父圣体大安矣，允禩云：目前圣体虽愈，将来之事奈何？朕闻之，不胜惊骇。”

“又，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事竣之后，朕将所有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遥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一并焚之矣。”无数陈年旧事，如今都成了胤禩的罪证，雍正最后总结道：“允禩心中已无祖宗君上矣，允禩既自绝于天， 自绝于祖宗， 自绝于联，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

在雍正看来，胤禩就是个“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这样的人是绝不能留在世间的。经过这样一番批斗大会，雍正终于开始付诸行动。

二月，将胤禩革出宗室，降为平民，圈进宗人府，围筑高墙，留两名太监负责监视；

三月，勒令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意为狗；

五月初二日，将胤禵圈禁于景山寿皇殿；

五月十七日， 召见诸大臣， 历数胤禩等人自废太子事件以来的种种罪行，令京城内外的八旗子民悉知；

六月初三日，奏议胤禩等人的罪状，给胤禩定了四十条大罪；

九月初八日，胤禩因呕病卒于狱所。

到此，一个以胤禩为首、以夺储为政治目的、前后经营长达二十余年的朋党集团，就此彻底土崩瓦解了。

从人伦的角度讲，雍正铲除胤禩集团是一场手足相残的悲剧，雍正也因此在历史上落下了骂名。不过，帝王之家本来就是一个权力场，金灿灿的皇冠让所有人趋之若鹜，但是那顶皇冠只能由一个人来戴，所谓的兄弟手足之情，在皇家子弟看来，根本就是夺权的障碍，一切的亲情都将被权欲踩在脚下，最终成为皇权的祭品。雍正作为夺储之争的一个意外胜出者，他对夺储之争的危害非常清楚，因此他必须阻止这场战争延续下去，原因在于两点：第一，维护皇权稳固；第二，为改革创造条件。

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胤禩集团的败落过程不仅是康熙朝储位斗争的延续，也是雍正巩固统治并实施新政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当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倒下了，皇帝、 宗室、 官僚等才可以从朋党的争斗中挣脱出来，个人利益不再捆绑，集体贪腐问题也就会瓦解和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