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霑爱古典音乐，也爱流行音乐，甚至古典音乐的底蕴他更爱一些。他听音乐很是广泛，古今中外皆听之。这主要由于梁宝耳先生的影响，也得益于贝多芬本就拥有无穷的魅力。黄霑最喜欢贝多芬，评价其为“百听不厌只有他”[1]。贝多芬不但天分极高，且对音符多有凝练，每个音符都千锤百炼，旋律缠绵。巴赫亦有听不下之时刻，贝多芬反倒越听越有味道，实在给他颇多启示。他还欣赏简单且平易近人的曲子，比如妙手偶得的《圣诞歌》。艾荣柏林的音乐直指人心，很接地气，且入耳难忘，旋律好，词义也好，黄霑很是喜欢。他更喜欢一切随意的音乐，如爵士乐的即兴演奏，乐感来了，不遑多想，便倾泻而出。香港的大环境也兼包并蓄，无论是德国、奥地利正统乐曲，还是西欧、法国之多变音乐，甚至是苏联的军乐，都被香港大众接受。

笔者以为从《致爱丽丝》、《命运》到《小步舞曲》，听贝多芬更多的是听他骨子的狂傲，黄霑也有那份狂傲。黄霑也听古典音乐、印度音乐，国语流行曲更是他初期创作的对象，后来，粤语流行曲渐渐占有一席之地，黄霑的黄金时代才真的到来。

粤语流行曲

其实，早期的粤语流行曲并不“流行”，甚至小众到鲜有人接受。从命名来看，就五花八门，有人称“广东时代曲”，有人称“粤语时代曲”，有人称“跳舞粤曲”或者“跳舞歌曲”……连名称都不能统一。其中“跳舞”二字充分展现了粤语流行曲与歌舞厅的关系。粤语歌曲从歌舞厅开始流行，难免挂上了出身不好的标签，其实早期的粤语歌词的确难登大雅之堂。而“跳舞粤曲”之所以能够被小范围接受，也已经不是完全的粤曲，而是加入西洋乐曲元素的粤语歌曲，小号、小提琴、萨克斯风都是一时之选。吕文成就是个中高手，他重视编曲和节奏，在他手下制作了一些感觉洋化的“跳舞粤曲”，这也成为粤语流行曲的雏形。这些歌曲的歌词也接近口语化，失去了典故和深字的粤语歌曲，也是紧跟时代潮流的流行之作。从另一个层面讲，每一种文化的流行都离不开大众，短小弃旧，耳熟能详，流行也就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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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香港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中文只是第二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英文歌成为主流也不奇怪。在一流的夜总会里，演播的曲目也多为英文歌，二三流的夜总会才会涉及国语时代曲，粤语歌曲则无法登台。然而，香港有八成居民讲粤语，但市面上却没有粤语流行曲，也算是一奇景。加之，既然通俗歌曲要从大众中来，那粤语歌曲当然是首选。粤语歌曲能够成为流行曲，离不开一种必然的趋势和一个人。

这个趋势就是香港娱乐文化的发展必然需要更多新鲜的元素。30年代，粤语歌曲依托香港的中西氛围，时而加入古典音乐的元素，时而与西洋乐曲、乐器结合开始更新换代。一方面歌词尝试文白并现，另一方面西洋乐因素在曲调上日益突出，可惜半成品是主流。40年代后，香港歌舞场本就有“轻音乐”、“跳舞音乐”、“精神音乐”等音乐形式，这些音乐形式都离不开爵士鼓的领奏方式，也产生了粤乐的“四大天王”，分别是吕成文的粤胡、尹自重的梵铃、何大傻的吉他、程岳威的爵士鼓。50年代，西洋结合本土的趋势更加明显，既然娱乐大众化蓬勃发展，从歌词到曲调，自然也多有中西结合的实验。

当然，粤语歌曲仍然无法登堂入室，时间久了，难免让这种登入流行音乐的曲种垂头丧气。颓势之中，这个人便是周聪，周聪一直不忘坚持，故被黄霑称为“粤语流行曲之父”[2]。周聪的词作便有文白互现的特色，这些作品一般都是粤剧小曲之风，兼文言、白话、广东话的“三及第”[3]之作——

“共你拍拖，共你低声唱和，妹妹心意若何”一类曲词，就是五六十年代的典型风范。“拍拖”是广东口语，“低声唱和”是白话，“心意若何”是文言。[4]

黄霑认为周聪的词作从艺术性的角度并不好谈及，但他作为一个粤语流行曲的坚守者，倘无周兄之词作与吕红之演唱，即便后来有粤语流行曲产生，也会存在一个断层，也不会在星马一带产生影响。1952年和声唱片公司制作了一批《粤语流行曲》的唱片，针对的就是新马市场。新马一带的买家，操持着一口“萧郎引凤始”、“巫山神女梦”等文绉绉的语言，在买粤语歌上慷慨解囊。周聪也坦承，当时无论错与不错，都会推到市场上去，新马的买家尚俗，于是这些通俗歌曲有时候就变得庸俗，除了博君一笑之外并无内涵，诸如“哥仔吖靓就靓得妙”、“飞哥跌落坑渠”。“哥仔吖靓就靓得妙”这句还被刘镇伟用在了《东成西就》上，《东成西就》的主题曲作者就是黄霑，当哥哥张国荣唱着这句词来挑逗梁家辉的时候，作为笑料无疑是成功的。

在周聪之后，粤语流行曲的流行离不开“星洲粤曲王子”郑锦昌等流行歌手的推动。电台也会制作一些粤语说唱节目，如“丽的呼声”与香港电台是竞争对手，彼此独立制作节目。“丽的呼声”应新马商家的要求制作了粤语流行节目“空中舞厅”，其中介绍到了周聪、吕红、许艳秋、冼剑丽等；香港电台录制了粤语说唱节目。但是，粤语歌曲的不受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在1958年的电台广播节目表上，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电台的有效广播时段里，播出粤语歌曲的时段不过才两段，时长为30分钟，而潮州曲占到三个时段90分钟，时代曲有6个时段120分钟，粤曲则有七个时段195分钟，足见50年代末仍是四处粤曲声的粤曲时代。当然，粤曲是粤语流行曲的源头，只是，粤语流行曲在产生之初与“文雅”毫无关联，甚至有“不文”色彩，小道传唱可以，登不了大雅之堂。

电台也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尴尬期，当时“商业电台”的广播剧全部用的是粤语对白，但主题曲用的却是林洁演唱的国语歌曲，这套剧和这首歌就这样混搭着走红了。TVB、RTV也都如此，60年代末，顾嘉辉是TVB的音乐主任，在写主题曲《星河》时用的是国语歌。直到70年代，王天林的倡导使得电视台有了广东话的粤语歌。王天林是何许人也？王晶之父也。这首主题曲是仙杜拉的《啼笑姻缘》，词是叶绍德，曲是顾嘉辉。黄霑提及顾嘉辉在《金曲十年特辑》接受“港台”倪秉郎采访的话——

我们交由仙杜拉主唱，原因是她在乐坛以唱英文歌及国语歌为主。由她唱出这些粤语歌曲，起码不会给人老套的感觉。可见那时信心实在不大。

这首歌曲果然终止了歧视，成为粤语流行曲的经典。自此，香港人心目中对粤语歌曲低俗、老土的固有印象渐渐被瓦解。

尽管有如许渠道来制作粤语流行曲，但是当时美国歌曲是无可匹敌的，在制作、演奏、歌唱、录音等都无出其右，时代曲、粤语歌曲的制作团队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仍旧有一批流行歌曲，但基本上都源于电影，如《荷花香》、《槟城艳》、《家和万事兴》、《飞哥跌落坑渠》等。50年代末，林凤作为一系列粤语歌曲的演唱者，算得上是占尽先机的，她主演的《青春乐》、《独立桥之恋》、《玻璃鞋》、《榴莲飘香》都是一时之选，其中《榴莲飘香》更是成为粤语流行曲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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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比粤语流行曲早流行的是广告歌。黄霑早在1965年便接触广告业，在“英美烟草”工作的时间里，常常要将外文歌曲配上粤语。当时的英美烟草公司的合作伙伴是“格兰广告”，格兰公司的中文水平不高，常常让黄霑哭笑不得，并不满意，于是他干脆自己翻译。这项恼人的工作给了黄霑很好的训练。有的广告需要翻译并配乐，他大学时候修习的科目极广，为了创作音乐，他对音乐的涉及很广，中亚音乐、印度音乐、佛教音乐等都有涉及。他对各种乐器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为了给曲子配歌词，《中原音韵》、《粤音韵丛》都是他随身之物，这些知识积累得多了，给翻译配乐也自然得多了。他在专栏中也常常谈及宋词元曲，将宋词元曲当作古代流行歌曲，这其实很贴切，凡有水井处皆歌柳词，难道不流行吗？

久而久之，格兰公司自觉理亏，便招聘了香港大学中文系学生伍洲宁来负责中文稿件，才暂时扭转黄霑只能自己翻译的局面，这位学弟也颇得黄霑喜爱。

为了创作，黄霑常常随身带着笔记本，方便记下随时而来的灵感。60年代中期，黄霑跟顾嘉辉开始合写粤语片歌词，电影《青春玫瑰》里的曲子便是早期的作品之一。

顾嘉辉生于1931年，比黄霑长10岁，1948年几乎与黄霑同时举家迁入香港，那年他17岁，与姐姐顾媚蜗居在木屋中。他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就读于夜校，姐姐则为了家计在夜总会唱歌。五六十年代，姐姐因为唱电影主题曲走红，顾嘉辉因为姐姐的原因接触音乐，逐渐对音乐感兴趣。1961年，他接受邵逸夫的资助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校攻读音乐专业，而TVB正是邵氏公司向电视台发展的产业之一，故回到香港后的顾嘉辉开始为“邵氏”公司的电影配乐。1967年，TVB开台，顾嘉辉任音乐总监及领班，在《欢乐今宵》有固定的唱歌片段，每周还有半小时的音乐节目，这也是香港音乐节目的始祖。

顾嘉辉所创作的音乐，一般都具有中国古典韵味风格。中华民族的五声调式，小调色彩，节奏工整、旋律简单，具有民乐特征。同时他也不忘融合西洋的曲风和电子乐器，正因为这些特点，黄霑填词他作曲的配合方式才珠联璧合。  

[1]　黄霑.《百听不厌只有他》.《自喜集》.《明报》专栏，1988-3-6.

[2]　黄霑.《那时代唯一的声音》.《玩乐》.《信报》专栏，1990-12-6.

[3]　在1940-1960年的香港报纸，流行着一种夹杂文言、广东话同官话的书面语，这里即文言、白话、广东口语。

[4]　黄霑.《那时代唯一的声音》.《玩乐》.《信报》专栏，199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