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继承了上述条款，它的第31条明确规定：“战俘不能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工业生产。”但是显然这一条款与日本的政策相左。1946年东京国际审判上的证据证明（东京审判从1946年开始持续到1948年11月）日本对于使用战俘政策的逆转是在1942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发生的。前首相铃木在审判上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回忆说，战俘信息统计署的署长谷村美喜夫（Mikoi Yamura）说道：“虐杀已经抵达日本的战俘是与《日内瓦公约》的精神违背的。”战时首相东条英机打断他：“废话！他们必须作为强制劳工！”8

在战时日本，很难找到一家工厂不从事与战争直接相关的生产。所有战俘都是因为增加日本战时工业的产量的目的被送到日本的。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从事的修建水坝和公路的工作也是为了增强日本战时实力的目的。几乎所有的战俘都因为从事繁重的战时生产而身心严重受损，1945年8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在马尼拉收到了一份地图，地图上标记着已经确定的94家使用战俘从事战时生产的工厂地点——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日本政府提供这样一份地图，这是他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这份地图上标记着：战俘营及使用战俘从事工业生产的厂矿位置图。随即开展的调查又确认了33座战俘营，确认了总数多达127家的使用战俘从事战时工业生产的工厂的名字——这只是在日本本土的数字。据统计，在日占区内，单单是白人战俘，被送到至少169家的工厂中从事强制劳动，他们都是奴隶劳工。9

那些被送到日本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俘，对于他们在日本工厂里从事工业生产的记忆终身挥之不去，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创伤，这是所有盟军战俘在被俘期间无时无刻不在担忧的梦魇。54年后，美国海军“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幸存者罗伯特·奥布瑞恩（Robert O’Brien）在提起他在日本工厂劳动的那段生活时，声音仍然因为愤怒和激动而颤抖，1999年他在纽约市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你根本不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日复一日地，你都在为敌人生产用于杀害你自己兄弟的枪炮。”在他被俘期间，他有5个兄弟参加了美军，在对日作战。10

等这些白人战俘来到日本的工厂，他们知道了为什么他们的“服务”被工厂主们“热切盼望”：因为日本几乎所有的技术工人都被征调参军，当地工厂只能使用年纪很大的男性和女性——绝大多数是农民，进行生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工业技术，而是因为他们非常缺乏教育。与这些日本工人在一起工作时间久了，战俘们发现，很多日本工人，特别是那些年纪大的日本工人，都是文盲。日本工厂主们根本不指望他们能看懂机器的操作教程，让他们操作比较复杂的机器也是奢望。所以日本的工厂主们一看到日本帝国军队俘获的大量白人战俘就两眼放光，他们希望每天都能送来几千人充实他们的生产一线——他们知道，这些白人战俘中有大量经过培训的机械师、蒸汽管道工人、工程师和造船工人。

1942年9月日本内务省出版的月报强调：

在曾苏基（音译，Zensuji）的日本通运株式会社工作的战俘的工资，据大阪地区码头工人调度办公室给他们的标准是每人每天20日元。这笔钱直接交给了日军，用于支付战俘营的设施，或者用于国防需要，还有一些提供给日军作为日常开销。

由于战俘的工资相对低廉，所以日本企业倾向于使用战俘充当工人，这是在战争期间才能获得的巨大便利。这一点也有助于吸引日本企业增加兴趣——雇佣日军提供的战俘。11

毫不掩饰地要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电文是1942年10月6日，由神奈川县的县知事近藤壌太朗（Kaitaro Kondo）给日本大藏大臣和内务大臣发去的电报。这封电报详尽地描述了在日本列岛使用战俘劳工对于当地工业和全日本国民的好处：

我们已经开始在川崎和横滨使用战俘劳工……两地主要使用战俘劳工的企业是：三井物产旗下的川崎码头、日本钢管的川崎码头、米其邦兵工厂、川崎火车站，还有一些当地煤炭企业和造船厂、车床厂使用白人战俘。在川崎有1011名战俘充当奴隶劳工。在横滨有607个……这些都是成熟的技工，他们原先就接受过操作机器的培训。

一般而言，这些白人战俘劳工可以不限量地延长他们的劳动时间。把白人战俘劳工运到日本来充当产业工人是个很好的主意，他们的到来增加了日本工厂的工作效率。

码头工人现在在日本很缺乏，在码头上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码头工人的工资飞涨。寻找合适的码头工人，提高码头货物装卸的效率，是当务之急。几乎所有的工厂主们都认识到，战俘劳工成为日本产业体系顺利运转的重要因素，他们对于日本产业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他们生产出大量的产品，包括维持战争需求的弹药，他们已经成为日本大工业顺利运行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尽管日本公众对于军队和工厂主们使用战俘劳工的事实并不是特别清楚，他们纷纷在猜测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战俘后，将会感受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因为原来高高在上的英国人、美国人竟然被皇军捉到日本工厂里来劳动……这会让我们的国民认识到，大日本帝国是不可战胜的。12

日军一点时间也不浪费地鉴定白人战俘的劳动技能。所有的战俘都要求交代他们在战前的职业、名字、军衔和军队编号。“休斯顿号”巡洋舰上的奥托·施瓦茨回忆道：“我们1942年3月在爪哇岛被俘后的第一个星期内，舰长发现我们这些水手都在填调查问卷，我的朋友鲍勃·奥布瑞恩填完调查问卷后没多久，就被日本人挑走了，送到日本。他走之前告诫伙伴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说自己还是个学生。’”带着一丝苦笑，施瓦茨接着说，“没想到我们没被送到日本的人，下场也不好，我们就被送去修建缅泰死亡铁路了。”13

我在1998年采访了美国巴丹和克雷吉多老兵协会两任会长爱德华·杰克福特（Edward Jackfert）。他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人强迫在三井物业的川崎码头工作。他对此有如下回忆：“我们这些人在那开叉车、操作重型机械以及其他机器。从1945年仲夏开始，盟军对日本的空袭越来越猛烈，日本的工人都回家避难去了，我们却仍然被留在码头上工作，对日本人而言，我们就是劳动工具，他们丝毫不管我们的死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