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理解，关于马来亚战役的话题很快在战俘营中流行起来。战俘们开始讨论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俘虏，于是马来亚战役的许多边边角角都被翻拣出来重新检视，所有战俘都参与其中，高级军官也不例外。后者还经常就这些问题举办公开演讲，吸引了众多听众。这些演讲不仅让战俘们有了了解战役全貌的机会，还成了军官们摊薄自己身上责任的好场合。一系列的惨败之后，当然会有无数的责任需要承担，战役参与者不论国籍、种族，人人有份，只是责任大小不同而已。从3月到8月底的这段时间，战俘营中关押的战俘人数处于最高点，日本看守的管理尚处于混乱期，战俘们这才有了解剖马来亚战役的机会。同时，这场大解剖让他们因战败而产生的激动情绪有了一处宣泄口。

4月初，吉利斯少校的心情相对是比较放松的，有时候他甚至想：“日子过得真快，停火之后的时间怎么就这么快过去了呢？”他总是认为：“我不能把自己的行为认作投降！”1听说日本看守每个月可能要向他们收取20英镑的伙食费后，吉利斯非常不满。他说：“如果日本人真的收了钱，那么我们回国后肯定会大闹特闹。话说回来，即使他们不收，我们回国后也很可能会惹出大麻烦，我们要为战役的失败讨个说法。我想，当战俘大批回国时，无论哪个政府在台上都应该小心一点。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2

此时此刻，吉利斯少校对自己能活着走出战俘营充满信心。实际上，这种信心在战俘们最初几个月写的日记里随处可见。除此之外，吉利斯少校还对马来亚战役实施过程中的失误表示出极大的愤怒。从某种角度说，这种直指政府的愤怒成为激励少校在战俘营中坚持活下去的动力，也是支撑他一定要回家的信念。对他来说，只有活着走出战俘营，才有机会面对面地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愤怒，才有机会回到自己珍爱的人身边。肖恩少校与吉利斯少校一样愤怒，新加坡的灾难是激励他坚持下去的主要原因，他发誓不会让这样的灾难重演。1942年4月，即投降后两个月，肖恩在日记中写道：

至今想起来，我还对我们未做像样的抵抗便放弃了这座重要半岛而震惊和大惑不解。当时我们领导无方、身心懈怠、缺乏作战的勇气和激情，训练与纪律松懈。但没有人关心这些，他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讨论缺乏空中与海上支援。在我看来，凭借当时得到的增援，我们完全可能退守新加坡堡垒（Singapore Fortress）等待援兵，或者至少将日军的占领延迟几周。战后，等待所有正规军军官的是一场大改革，这场改革将确保我们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保障充足的新型军队。3

数百份战俘日记都讨论了马来亚和新加坡战役失利的原因。当记日记的人觉得在这方面无话可说时，他们会把军官演讲中的大段文字原封不动地搬到自己的日记中。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演讲者多为高级军官，因此围绕这个话题举办演讲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列维斯·希斯（Lewis Heath）将军的演讲是最受欢迎的，也是被引述最多的。希斯将军是承担战败责任最多的人之一。­4对此，贝利斯中尉在日记中做过两次评论。他曾写道：

澳大利亚准将泰勒（Taylor）曾借助地图为我们做过一次演讲，解释了澳大利亚军队在阻止日军登陆新加坡时的角色与作用。从本质上说，那是一场宣传性的演讲。不可否认，澳大利亚人在日军凶猛的炮火下确实日子很难过，但准将并没有提到他的部队无论防御还是攻击都保持着错误的密集队形，同时他还间接地强调了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希斯在总结中认为，日军对新加坡岛的攻击是军事史上计划最完美、执行最有力的行动之一。我认为，他的话有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的嫌疑。5

很明显，希斯试图在总结中为新加坡战败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即“所有人都付出了努力，但天不助我”，但这个借口在贝利斯中尉眼中既不合理，也不令人信服。6几天后，贝利斯怀着复杂的心情听了希斯将军的演讲。他在日记中写道：

这场演讲持续了足足两个小时，希斯将军累坏了。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一支实力不足的部队要守住多处要点有多么困难，众多机场都位于日军触手可及的地方更是雪上加霜，因为我们无法得到足够的空中支援。7

新加坡战役失利的责任很明显，但人人都试图将责任推卸出去，于是将领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贝利斯对希斯将军的解释进行评论时称：

（他）没有对岛上发生的事情进行有效说明，并在后来的提问时间里拒绝就为什么不在堤道对面组织防御进行解释。可以理解，这本是帕西瓦尔将军的职责，希斯没有发言权。8

尽管贝利斯认为希斯将军对战败原因的解释很牵强，但还是大段引用了将军关于日军实力强大的文字，以强调投降是一种明智而正确的选择。

他们（指日军）的地面部队与空中的飞机之间建立了卓有成效的通信联络，而且装备精良并拥有在中国和印度支那地区长期作战的经验，非常适应在马来半岛上近距离作战。他们的狙击手知道如何正确选择弹种和目标，专门挑领导印度部队的欧洲军官打击。他们的炮兵对迫击炮的使用熟练而有效率，冲锋枪手则配备了适合爬树的特制军靴。9

每位军官在演讲中都在竭力为自己开脱，澳大利亚部队成了最倒霉的替罪羊，受到大家的一致批评。首先，澳大利亚人不应该让日军在新加坡岛上抢得一处滩头阵地；其次，澳军在战役结果显而易见时表现出来令人不满的涣散纪律。马来亚司令部负责作战与训练的高级参谋S. H. 阿什莫尔（S. H. Ashmore）中校写道：

（2月10日至11日两天内）澳大利亚帝国陆军完全崩溃了，他们的纪律之涣散骇人听闻，没人再敬礼，没人再训练，也没人再想为纠正错误做些什么。我认为，缺乏纪律性多多少少是马来亚丢失的原因之一。10

瓦维尔1942年6月写的关于马来亚和新加坡作战行动的报告曾对这个敏感问题进行过剖析。他在总结中称：

在新加坡陷落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人被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1

就当时而言，澳大利亚人在投降问题上的感情是复杂而矛盾的。蒂姆西·豪尔（Timothy Hall）援引一位澳大利亚人的话说，历史上澳大利亚士兵从未放下过他们的武器，新加坡投降是他们的第一次。

那一刻他们安慰自己，投降是英国人的命令，把作战行动搞得一团糟的也是英国将军。他们很容易信服，自己的任何举动都没有为澳大利亚人抹黑。12

马来亚战役后，人们对失败和投降进行了愤怒的分析。对樟宜战俘营内的俘虏们而言，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够让他们忽略失败带来的负面情绪，有助于维持不同国籍战俘团体之间的国际和谐。如初衷所愿，军官们所做的演讲没有让任何怨恨情绪得到发酵、扩大，防止了战俘营中不团结事件的发生。然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高级军官被关入战俘营后的心理与行为。很多人认为，军官们因指挥上的失误而自我剥夺了受到尊重的权利。下士J. G. “汤姆”·莫里斯（J. G. “Tom”Morris）在战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发生在一位团军士长身上的事。在莫利斯眼中，这位军士长是一位“平和而稳重的士兵”，但被关入战俘营后就与其他人斩断了联系，独来独往。莫利斯认为，军士长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他在作战中没有达到手下士兵的期望，不再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团队成员之一”。13

如果不是日本人无意识的措施，樟宜战俘营中针对高级军官的不满情绪也许会爆发出来。幸运的是，日本人把战俘中中校军衔以上的军官分配到新的战俘营（先是台湾，后是满洲）。这一举动无意间消除了樟宜战俘营中的隐患，因为被认为是愤怒之源的英国高级军官从战俘营中消失，不满情绪失去了酝酿和发酵的土壤。在樟宜战俘营后来的日子里，撤离高级军官的措施被证明是极其有意义的。

P. 戴维斯（P. Davies）少校对战俘营中的演讲也做了众多记述。他在自己的日记《为什么战斗会失败》中黯然认为：“在英军的士气问题上，说得越少越好。”14彼时，战俘营中的英军士兵中充斥着沮丧与颓废的情绪，但不同的部队之间这种情绪的差别很大，比如2月5号才抵达新加坡的英军第18师54旅和55旅就很少受其影响。为了提升士气，战俘们想尽了办法，其中最极端的是拟定了多份实施“攻击行动”的方案。性格激进的澳大利亚军官加莱甘（Galleghan）中校“策划和组建了一支存在于纸面上的混合旅，伺机发起针对敌人的行动”。15战俘营中的很多人对加莱甘的计划不以为然。C. 鲍米（C. Baume）中尉对此做了如下评论：

根据计划，所有战俘都应该接受秘密训练以待机行事。我们军官通过讲解以及沙盘模型接受步兵训练。大家被划分为不同的连队，以便时机成熟时从日本人手里夺回失去的新加坡岛。这听起来有点乐观得过度了。当初我们装备完整时都没有守住新加坡，现在手里只有竹棒和草叉，又谈何收复失地呢？16

鲍米的话有些道理，但他也许忽略了这些计划的可取之处：至少在口头上，身陷战俘营的士兵们还可以借此保持一支战斗部队的士气，这一点对投降之初的战俘们尤其重要。那时，大多数士兵认为投降剥夺了他们与日军过几招的权利与机会。现在，为重新得到这个机会而训练、准备（肯定是不现实的），他们终于找到了逃避无所事事指责的方式。实事求是地说，准备反击这件事让战俘们在这段无事可做的日子里重新充实起来，避免了他们在士气上的进一步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