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被俘的盟军士兵投降后，他们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然而，对军士霍奇森（Hodgson）来说，敌对状态的停止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我）正在奢侈的环境中写这些……雪茄和啤酒，隔壁放着无线电。我们一听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让自己在空房子中舒服下来……睡了大约两周来第一夜好觉。64

这种解脱感显然很普遍。通信兵赛利尔·库姆斯（Cyril Coombs）说：“（战斗）尽管只进行了一周，能再无干扰地舒服睡一觉真是太好了。”65准下士约翰·柯尔施（John Korsch）写道：

2月15日夜，当战场上一片寂静，有两个人对我说：“感谢老天，一切都结束了。”66

肖恩（Shean）少校坦率地写道：

这是一个可爱的夜晚……我坐在莱福士（Raffles）学院前，想想这一切是多么奇怪。67

许多被俘军人幻想其囚禁期会很短，并以此自我安慰，而其他人则相信更为实际而且最终证明更为现实的观点。通信兵威尔金斯（Wilkins）就是不相信囚禁期会很短的少数人之一。他在对监禁生活的描述中写道：

我幸运地记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我那在德国作战俘的表兄和叔叔，而且我从1942年2月一开始就知道，我要再度成为自由人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记住了这一点并希望挨过这些天、周、月，也许是年，我知道我必须使每一天都不虚度，每一天都快乐。68

对囚禁生活的精神和身体上的准备证明是极其重要的。澳大利亚第2/22步兵旅指挥官A. L. 瓦利（A. L. Varley）准将在被囚禁前夜向部属发布了这些命令：

无论你们在哪里，都要严格保持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保持健康……你们靠勇猛在战场上履行了职责，澳大利亚完全知道你们的功勋。任何战斗的胜利者都会欣赏和认可对手的勇猛，而且有理由相信，日本当局也会给予你们认可。69

尽管瓦利准将试图保持权威和自信的姿态，他对囚禁生活不确定性的担忧实在太明显。澳大利亚陆军军械部队第8师中校L. R. 达格利什（L.R.Dalgleish）投降后也对部属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到他所认为的作为战俘期间“对我们安全的四个主要威胁”。他认为首要的“威胁”是：

我们自己——理智、身体或精神的衰弱；衰退的意志力；对一切漠不关心，滋生自怜。解药就是工作——体力的和脑力的工作。我们的信条必须是——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自己。­70

达格利什继续谈到了“疾病”、“缺少食物供给”和“日本人本身”将会是其他的主要困难。71达格利什对未来几年的理解后来被证明非常有预见性。然而，由于各种相互冲突的图片和经历，他对日本人的感觉却是复杂的。对于未来将长期作为战俘的预期显然并不吸引人，并且基于此前日本人的声誉，许多人认为这可能不是特别的问题，他们可能面临被立即执行死刑。

起初最为担心的是初次见到日本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对长期囚禁的预期。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他们所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个想象中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宣传图片和在战斗中遭遇日军留下的可怕经历的扭曲结合。然而现在，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要与日本人见面，不是士兵对士兵，而是胜利者和失败者。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给战俘们带来的刺激在当时看来非常突出，特别是在马来和新加坡的大部分战斗所进行的种族战争的背景下。72炮兵下士佩里在日记中提及他对未来的恐惧时说：“如果日本人像人们所说的一半那样阴险，就足以令我们毛骨悚然。”73

对于等待日军到来的大部分人来说，此类传闻是他们所掌握的全部信息，他们只能通过这些传闻来推断他们可能受到的待遇。英国人很了解日本人在马来的暴行。1月22日日军在巴力士隆（Parit Sulong）对印度和澳大利亚伤员的大屠杀，以及就在他们投降前几天日军在新加坡亚历山大（Alexandra）医院杀害病人和参谋人员的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想着这些，预测的氛围十分浓厚。结果没有预测的那般恐怖，几乎没有人直接遭遇过日军，大部分是成为战俘一些时日后才第一次见到了日军。上尉H. F. G. 马利特（H. F. G. Malet）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在日本人为庆祝胜利而组织了胜利大游行后他所写的那些笔记：

我们的敬礼总能得到一丝不苟的回敬，而且看起来并没有对敌人的“幸灾乐祸”，尽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们作战的成功感到自豪（和一点吃惊）！另一方面，我们却丝毫不感到奇怪，我们知道自己在空中和海上防御方面的能力！74

甚至在这里，马利特上尉都没有放弃这个适合的机会，感到有义务就新加坡和马来为何丢掉以及到底何人应该担责重申标准的“英国式”免责声明。A. A. 莫里斯最初对于投降后可能遭受待遇的恐惧最终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被带到一大片空地，并在那里等着。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些日本人打开几十箱香烟并将它们扔给我们。75

与此相仿，通信兵L. 波帕姆这样描写他与日本人的初次接触：

一切都很安静，耐心地等待日本人接管所有军事武器并将我们送往战俘营，尽管我们脑子里在不停地想我们的命运会怎样。我们知道他们过去并没有费力去接收战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等着聆听决定——立即执行死刑还是长期的囚禁。76

不同的英国人对遇到的第一个日本兵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联邦马来国志愿军（FMSVF）军士长罗姆尼（P.H.Romney）对他与日军的初次接触印象不深。他认为他们“不是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但他们确实给人留下了强健的印象”。77A. A. 莫里斯对他接触的第一批日军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描述，他说：“他们太脏了！他们喉咙里发出不雅的声音，看起来十分邪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人。”­ 78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大约都是5英尺高，没有特例。我只见过两个像我一样高的，而且他俩都是日本军官。他们大部分外表野蛮。他们脑袋的形状与大猩猩相仿。他们穿着没有领子、打满补丁的卡其色衬衫。卡其色短裤盖住了膝盖，塞在布绑腿里。他们的布绑腿很长，他们的靴子和我们的相似，只不过是用黑布做的，只有鞋底是橡胶的，没有鞋跟。他们中有些人现在穿着我们的……装备，哨兵使用着我们的步枪……他们戴着软布帽……他们的头发都剃光了……他们的声音是喉音而且他们有些人讲话听起来像是动物的叫声。79

很奇怪，莫里斯的这些描述符和了投降前英国宣传的当时的日军图片。对于初次见到日本人，炮兵下士佩里说他们是：

丑陋、外表肮脏的讨厌家伙，使用的是我所见到过的看起来最粗糙的装备，但他们还是把这些破玩意带到了这里……80

威尔金森（Wilkinson）上尉也评论称：

他们……都始终极有礼貌并且经常给我们香烟。­81

军士罗克斯博格在新加坡植物园附近扎营时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我遇到了一对战友，自称曾是战俘，但已被释放。他们说他们被日本人得体地对待，与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并且得到了最好的医疗。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日本人对我们都相当得体。82

阿历克·霍奇森认为：“这些日本人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矮小，平均约有5英尺3英寸并且肌肉发达，相当强壮。”83

阿尔夫·蒙特福特在投降后立即写道：

我们过去没见过太多日本人，现在一个接一个……他们对我们还好。一名军士问我年龄、是否已婚，并说他为我们感到遗憾。能逃离狂轰滥炸当然是个解脱……但在此刻，我们没有一个十分光明的未来，因为我们是战俘，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对待。84

对于处理这么多战俘，日本人其实没有制订真正的计划，起初就如何对待他们显得不知所措。这些新加坡前守军被赶到一个地方，就是位于岛东端的城市——樟宜的原来的英军营地。该地距新加坡城15英里，对这么多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步行。上尉汉南（Hannam）写道：

日本人让我们步军14英里到樟宜，我们第二天早上到达那里。我们每10人分到一根黄瓜和一听上好的牛肉作为行军口粮。85

尽管处于被征服的状态，行进队伍还是被迫尽可能有序前进，他们被命令“不得与政府人员或平民交谈，除非通过日军”，并且“部队指挥官会严密注意，保证这一命令传达到全体人员”。86盟军部队被迫以一队长长的绵延的队列行进，有些部队要好几个小时才能通知到。后来，阿历克·霍奇森记录道：

昨天不得不行进到樟宜，只能携带我们能够携带的物品，所以只带了食物……行军很可怕，但最终在午夜抵达了樟宜，睡在了水泥地上。­87

尽管大部分人本来对于囚禁生活会怎样并不清楚，但很快就明了了。来到樟宜，他们才发现对战俘生活的许多最初预想都是错误的。在樟宜的一位匿名的澳大利亚军官的日记包含了他对囚禁生活和樟宜这个地方的最初印象：

我们的部队……主要任务是给整个战俘营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安排我们像一个完整的战地救护队那样工作，包括我们所有的运输和装置都像往常一样。88

他继续写道：

伯特（Bert）和我在车里，我想，他的一句话一定代表了我们当时的心声。他说：“我真的从未想到我们最后会成为战俘，但如果我曾想到，我也想不到会是现在这样。如果有人曾告诉我，作为战俘，我们会驾着自己的车到自己的战俘营去，完全用我们自己的装备，以及我们所有的物资，甚至没有一个日本看守陪同，我们会笑死。”89

尽管战斗结束后迷惑萦绕着新加坡城，但英国和澳大利亚部队的行动还是很有秩序的。澳大利亚的命令记录保存完好度很高，表明澳大利亚武装部队从囚禁一开始甚至从完全了解樟宜的条件之前就渴望尽可能保持严格的军纪。澳大利亚武装部队被命令将所有必要的装备、战备配给、厨具和战备衣物送到（新加坡）唐林（Tanglin）兵营的营地，再从那里运往樟宜。军官装具的运输也受到限制，“军官的装具也可能排在最后”，并且“所有军官只能打包自己能够携带的装备。没有车给任何军官用。准将或以上军官可以乘坐装载战备品的货车”。90被认为不适合行军的澳大利亚人被命令向唐林兵营报告，“用机动救护车运送”。91

最初，缺少合适的监舍是个严重的问题，从空间上尤为明显，在樟宜有很多此类问题。92上尉吉布森（Gibson）的部队被分到一座营房，“非常拥挤，但空间足够所有人躺下”。93这显然意味着要在地上而不是适合的床上睡觉。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史拉兰（Selarang）兵营这个他们的新家集结后，对于投降和此刻对于战俘身份的迷惑感，因为对樟宜这个地方的总体印象而更加强烈了。军士蒙特福特有些吃惊地说：“看起来我们周围根本没有卫兵。”94实际上，日本人第一周甚至根本都没有接管。

重要的是，英国的指挥体制在樟宜并没有改变，而日本人的命令在早期很少，并且直接下达给英国的高级军官，再由他们通过现有军事层级进行传达。英国中下级军官负责命令的执行。在没有日本人指挥的情况下，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司令部与英国同僚一样，迅速传达着有关战俘生活各个方面的指令。早上例行的工作“包括建造阿尔德肖特炉、厕所、小便池、捕蝇器，打扫营区卫生，扎篱笆，干农活，除草，收集水、木柴、供给品等，还有一些部队杂役，甚至还要建造一组组的茅舍等，以缓解兵营的拥挤”。95下午，也是想各种办法让这些人尽可能保持忙碌。下午的项目包括：教育（隔日有特定主题的课程），在部队花园种花，在营区里组织比赛（如篮球、健身实心球、足球、曲棍球、套环，都是用自制工具），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在澳大利亚武装部队的主要区域巡线（这些人也许能收集到有用的木材等），还有的在洗澡。下午工作的人可能于18时停止工作回到住处。96

在樟宜的日常生活从一开始就很有规律，但残酷的是，战俘们自己负责将这些制度加给了自己。尽管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在马来亚司令部的保护伞下运行，但在优先次序上，他们的重点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人能迅速实现严格遵守传统军纪形式的需要，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命令这样强调：

（1）日本人的指令大意是，由澳大利亚武装部队执行的纪律体制是由DA、AMR和AA制定的我们自己的体制。因此，要遵守执行纪律的正规方法，指挥官们将用正规的方式履行他们平常的权力。

（2）要强调的是，要最严格地遵守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司令部发布的所有命令，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们代表着日军的直接指令。

（3）要特别注意关于食品、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和偷窃财物的命令。

（4）战俘不得接近弹药存放处或野战工事，亦不得在其附近游荡。

（5）战俘只能保留个人寝具、衣服、财物、书籍等。他们不得保留任何武器、相机、双筒望远镜、指南针或无线电装置。违者后果自负。

（6）军官或士兵不得进入樟宜监狱附近的日本人会议室，官方的澳大利亚武装力量代表或日本人特别派出的军官除外。

（7）所有战俘，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必须向所有日本军官（无论级别）和日本卫兵敬礼。97

这一指令的最后几行写道：

注意：违反日本人命令的人员可能会导致全体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受罚并且可能引发严重后果。98

因少数人犯规而让多数人受罚的做法经常被采用，并且当较为“传统的”军纪不如初期那么适用和有效时，这一办法是在战俘群体中保持纪律的有用工具。尽管上述引文表明日本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并且他们无疑就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但相反的情况实际上也是真实存在的。由于将给战俘的责任发展到这种程度，日本人无意中创造和培育了一种独立精神，随着数年囚禁生活的推移，这一精神变得日益明显。

在樟宜的前几周很艰苦，因为这里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损毁。首先，水非常稀少，而且仅有的少量水还不适合饮用。99到2月22日，战俘们已经开始利用工兵部队的各种技能，开始对损毁管道进行修理。100这些人快速工作，在几天之内就建立了供水点，部分缓解了这一问题。101到2月19日，日本人宣布，从此新加坡，当然包括樟宜，将调至东京时间，大约比当地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102这一指令是日本人在第一周的全部影响。

尽管战俘在樟宜的存在最初有些不真实感，但炮手W. H. 米金斯（W. H. Miggins）很快就被要求加入日本人的工作队，这一下子将他拉回了战争的现实：

我们被带到附近的海滩。我们被看到的景象吓到了。水边散布着被机关枪杀死的108具尸体……日本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因为抢劫而被射杀的，但是奇怪的是，其中并没有马来人或印度人。我们的结局是否也会如此？103

很多人提到了这个或类似的事件，而且这些事件尽管各自独立，但却帮助我们确信：战俘营中虽然不能时常看见日本看守的身影，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放松对我们的看管，而是盯得很紧。

然而，在樟宜的主要担忧是食物——最初是数量，后来是质量，最终，在战争最后数月，两方面都不够了。努力保证足够的配给水平开始变得刻不容缓。澳大利亚武装部队战争日记评论道：

一到樟宜，日本人给出了下列关于配给的信息：

（a）供给仅够用两个月。

（b）日本人不了解新加坡的产出与工厂。

（c）两个月后，除了大米，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必须自给自足。104

第一批日军配给是1942年2月24日发给战俘们的，此后每周两次。105这些日本人行动的真实意图是要求将食物收集和保存在一个集中地点然后进行再分配。军士罗克斯博格写道：

我们带到这里的食物被军官从我们这里拿走，然后再配给给每个人……食物非常短缺。106

澳大利亚武装部队战俘营军需官汤普森（Thompson）少校记录，到2月22日，没有从日军那里收到任何配给，人们都靠自带的罐头食品生存。107几天后，汤普森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次“强烈要求日军改善配给”的话。108A. H. B. 亚历山大（A. H. B. Alexander）于1946年写道：

我们努力带来了相当多的罐头食品和香烟，因此最初几天我们过得相对不错。然而，一道命令传来，所有食品等私人物品都必须上交到我们的集中食品场，而我们则像“杯子”一样倒出了所有东西。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我们那些宝贝，而我们大概是唯一一支遵从这道命令的部队。­109

尽管集中准备和分配食品是有些部队只有少量或没有食物这一问题唯一的实际解决办法，但亚历山大及其他一些人都感到上交食物的命令背后有个自私的理由：“我有些怀疑皇家陆军勤务团想增加他们自己的供给，但我也可能是在中伤他们。”110上尉吉布森和他的战友至少肯定他们“在上交物品前吃了最后一顿美餐——然后就安心——没有什么风度——吃米饭和很少的其他食物了”。111

2月21日，广大樟宜战俘营的某些区域被分配给了单支部队和编队并任命了这些区域的指挥官。112战俘营被分为六个区域：南区（过去的新加坡要塞）、第18师、印度军团、印度第11师、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中心区域有一个大型医院。113只有3月，日本人才真正下令建造一座受限的有铁丝网的区域，而且是由战俘们自己负责建造。另外，战俘管理当局建立了大量新医院，占了樟宜罗伯茨（Roberts）兵营地区整整三座营房。114这些新规定和半自治的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管理，只有马来亚司令部直接与日军联系。115

樟宜战俘营并不像通常概念中的战俘营，只是后来才有些接近受限区域。从被捕日军人员那里获取的盟军情报报告尽管传播开来时一般已经过时，但也为新加坡当时发生了什么提供了一些信息。然而，对于那些试图解读情报资料的人，新加坡的普遍条件必定同样令人迷惑：

一位美国战俘说：“……在6小时的请假时间里（1942年4月），我看到了三个大型的两层兵营，按照日军的标准，每个可以容纳500至600人。可以看到白人战俘站在窗前，一名卫兵站在兵营前。在战俘营周围没有栅栏或围墙。”116

当新加坡昔日的守卫者集结在樟宜，他们对目前的状况有些迷惑也情有可原。炮兵下士佩里不忘调侃令他明显感到奇怪的东西。他在日记中吐露：

嗨！我们就像自由人一样，哪里都没有卫兵或日本人——也许我们最后获胜了？117

P. H. 罗姆尼在他的书信日记中提及樟宜的模糊和矛盾时写道：

要意识到我们是战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是这个岛上最令人欣喜的时光之一。这个区域很大，并且尽管有铁丝网，但它远离视野，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提醒我们没有自由。让我来给你描述：前面是一片大海，一望无垠，海水在清晨的阳光中闪闪发光；海峡另一端的一个大岛和柔佛海岸线有一英里多点；这里有许多叶子花、色彩精巧的庙花，还有明黄色的肉桂，以及一些极可爱的树。毋庸置疑，在和平时期，这里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军事驻地之一。118

罗姆尼以此种方式写作的动机也许是为了让家人不要担心，如果他们只是通过他的日记来了解他的经历。S. 道森（S. Dawson）于1946年也写道：

最初的日子也许是战俘史上独一无二的，我们对我们享有的许多优待非常感激。119

匿名的澳大利亚军官在抵达史拉兰兵营这个澳大利亚战俘的主要地点时写道：

我也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到樟宜，我们被这里的建筑曾经必定花费的大量金钱惊呆了。总体布局、为已婚军官准备的宿舍、精致得几乎像宫殿似的官兵食堂，对于我们大部分来说都很开眼。这个地方比迪克森港的马来团的规模大得多，但据我所知，却并不比新加坡岛上的其他兵营设施更好。我们当时无疑都感到有些苦涩，但是我们无法抑制地感到，如果在宫殿般建筑上少花点钱，而把更多的钱用于真正的防御，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120

这些人中有许多看起来将过去关于囚禁生活的某些特定想法一起带到了樟宜。樟宜在最初数月没有达到公认的战俘营标准，甚至都没有达到将由日本人——这个在盟军宣传和流行看法中基本是异类的种族来管理的战俘营标准。121理查德森中尉认为：

在樟宜最初的日子非常棒。我们没有人真正了解日本人（除了他们在中国的恶行），而且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对待我们。他们对白人战俘的态度和反应将会是怎样的呢？122

肖兰德上校则对樟宜这段生活的真正意义有不同的理解：

每个人仍然沉浸在从战争的解脱感中。这无疑是不应该的，但所有人都受够了过度工作和缺少睡眠，在樟宜无忧无虑的生活看起来出人意料的好。因此，几天来我们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和平以及大海，组织问题无人关心。我们进入了一种松懈而不快乐的生活状态，结果所有人都很痛苦。123

威廉·索特尔（William Sowter）却不同：

这个战俘营的一大特色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没有日本人的干扰。这个战俘营完全由我们自己的军官管理，我们可以在一片很大的区域内随便闲逛，而我们看到的唯一守卫是两名持步枪在路上巡逻的日本人（很没有必要），白天也许能看到他们一两次。124

没有日本人的强制纪律意味着命令仍要由战俘自己的军官发布，许多人将此视为模棱两可的做法。汤姆·汉灵威（Tom Henling-Wade）认为，通过现有的英军体制发布命令，日本人是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这给战俘们的印象是不愉快的命令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军官。”125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樟宜的战俘对于囚禁生活的反应是团结一致的，或者全体战俘像本来应该的那样通力合作。2月27日，汤普森少校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椰子树和木瓜树受到了特别关注。营区纪律松弛。”126上校肖兰德也写道：

参与活动的两个人中总有一个参与不了，厚颜的人吃了很多，而实在的人就没有吃的了。在每座房子里，贪婪的和不守纪律的有地方休息……结果是到处充满怀疑，毁掉了组织一个体面公共生活的所有努力。127

随着囚禁生活的延长，个人需要与集体需要之间的冲突看起来更为严重，这部日记描述了樟宜初期紧张关系的早期迹象。

樟宜战俘营与其他战俘营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不同。战俘生活有一个核心支柱，那就是渴望自己有一天能逃脱。樟宜战俘营与其他战俘营的一个重要不同点是：逃跑的希望所发挥的作用不同。逃跑对于战俘来说既是实际的也是心理上的避难所。战俘必然用大部分时间想他们被释放。逃跑是战俘塑造自己未来的唯一方式，从而对其困境施加一种自治影响。逃跑，无论以何种形式，是战俘可以做出的单一决策性表达。128许多试图再造战俘生活的电影和书籍经常描写逃跑以及引向逃跑尝试的过程，无论成功与否。甚至宣称代表日本人战俘经历的著名电影《桂河大桥》也描写了一次成功的逃跑，虽然有些不真实。

对于盟军士兵来说，从樟宜逃跑并不是现实的选择。甚至对新加坡和马来亚或者整个地区缺乏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被拘留在一个被敌国包围的岛上。残酷的是，从一开始，樟宜的生活就被剥夺了作为战俘的“能逃脱”这一支柱。在大部分详细描写战俘经历的著作中，在其他战争或战场，逃跑的可能性常常被想起，并且可以被视为抵消囚禁所带来的孤独和挫败感的一个主要因素。129计划逃跑是战俘的全职工作和主要关注点。在樟宜没有了这一内容会怎样？一种可能是这迫使战俘们产生了一定的现实主义，虽然也许是无意识的现实主义。在樟宜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结束囚禁，也不能从他人的逃跑尝试中汲取力量。尽管逃跑在当代有关樟宜战俘营的著作中有所提及，但也仅限于最初数月，并且统统没有真正成功。显然有些人从樟宜逃离并且加入了在马来大陆丛林作战的游击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相反，没有一丝逃跑希望，许多人就会放弃艰苦的生存斗争，尤其是当境况越来越糟时。认识到自己对自己的自由无能为力的囚犯一定会有一种特殊的反应，在樟宜，囚禁的最初六个月就是那样，正如下一章所详述的那样，就是努力建设一个充满生气和活跃的群体，从而使这个地方更加奇异。

1942年2月15日后，马来军队，包括集体和个人，被迫接受新加坡的失守。随着被囚禁而来的，是他们必须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新挑战和新角色。然而投降后的几周里，战俘们自我建设，开始接受囚禁的新经历，因为很可能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1942年3月至8月的日常生活规律将是战争期间樟宜战俘经历的基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