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半岛迅速前进后，1942年2月8日，日军发起了酝酿已久的对新加坡的进攻。日军能横渡柔佛海峡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英军遭受的无法抹去的重要心理打击。新加坡作为军事要塞从现实来看显然是被英军寄予厚望的，日军的登陆彻底将英国的幻想击碎了。实际上，英国在该岛上的阵地的完整性是英国防卫安排的“重心”。22这一理想的破灭以及日军实际上的突破意味着英国守卫者现在深陷困境，除非抵抗的意志能被及时唤醒。看起来，许多人有这样的决心，但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驾驭，而且在英国指挥部看来并没有实际上那么明显。日军登陆后，势如破竹，盟军守卫者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同意1942年2月15日20：30停战。皇家信号团通信兵L. 波帕姆（L. Popham）最后几天每天写笔记。2月13日，他评论称：

（我们）听说我们在岛上正失去阵地，没有空军和飞机，也没有海军。日军正在马来半岛的所有海岸登陆，部队正在拼命战斗，命令所有人必须战斗到最后，但是组织很混乱。23

一天后，波帕姆写道：

人们仍在拼死战斗，没有想撤退，尽管我们的情况十分不利……平民死亡率惊人。24

2月15日，波帕姆“听到了决定性的消息，新加坡别无选择，只有投降”。除了他的日记的语气及其所传递的不可避免的崩溃感，波帕姆和其他许多目睹新加坡陷落的士兵也写出了最后投降的消息得到确认时他们所感到的震惊。波帕姆本人注意到了这一矛盾，他写道：

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没有空中和海上的支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25

A. A. 莫里斯（A. A. Morris）回忆道：“大约1400小时后，我第一次听说投降。当然，我当时并不相信，并认为那是敌人的诡计。”26皇家诺福克（Norfolk）团5营的列兵C. 卡朋特（C. Carpenter）也对事件的转折感到困惑。他评论道：

从投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后，我们惊愕地看着彼此，一分钟前我们还准备战斗到底，一分钟后我们却被告知停火并放下武器。27

澳大利亚人阿尔夫·蒙特福特（Alf Montfort）军士的日记表达了相似的感受：

2月15日，周日。俯冲轰炸和炮击，有谣传说正在讨论和平条款。据说下午4点签署和平条款，我们并不相信这些谣言。但到7：30这看起来是真的了，晚上8：20，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所有战火都停止了。28

蒙特福特的同胞，澳大利亚武装部队2/30营军士詹姆斯·罗克斯博格（James Roxburgh）第二天写道：

昨天晚上8：30传来放下武器的命令。29

澳大利亚武装部队野战团炮手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写道：

1942年2月15日对我们来说注定是个惊人的日子，我们从未想到会投降。我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所有人都认为会是大撤退（如果事情发展到那步）。最初听到谣传大约是在上午11：30，我们当然并不相信。炮手们一天未发一弹，大家都要发疯了，他们都准备着加入步兵的战斗。随后我们从司令部得到消息，一切都是谣言，但到大约下午3点，事情还是发生了。30

同样，另一名澳大利亚人，参谋军士E. W. 巴瑞（E.W.Burrey）也回忆了2月15日这个周日的重要：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从拂晓，俯冲轰炸、机关枪扫射和炮轰，直到大约下午5点，几乎停火……我们猜想战斗快结束了。当晚上8：30听到我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我并不吃惊，尽管有点受打击。简直无法描述我听到这一消息时的感受。我只记得把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一饮而尽……31

印度陆军皇家炮兵军官D. A. S. 霍顿（D.A.S.Houghton）中校也记录了其所属部队听到这一消息时的反应：

当我们被告知投降时，我的部下们十分恼怒并想继续战斗。一小队人在他们的指挥官的带领下自行携带步枪和弹药，开往船坞，企图作为建制部队开往苏门答腊（Sumatra）并在那里展开战斗。但我不得不跟上并告诉他们，对于大部队来说机会非常渺茫，并且指挥官希望我们全体人员在一起。32

剑桥郡团2营的部队作战日志记载，甚至在投降当天，该部仍在“布线和加强防卫”，并且为应对敌人的空中行动而“抓住机会回击”。33

新加坡投降的消息宣布后，最常见的反应是吃惊。这在参加新加坡包围战的各国部队的各级人员的日记中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写日记的人虽然都记录了这些反应，但同时也记录了针对当时看起来一边倒的态势，他们继续战斗的努力是徒劳的。这种吃惊的起因可能部分由于他们真的且顽固地相信新加坡确实是英国宣传的那样的要塞，这一想法如此强烈，以致他们对明显相反的一手证据视而不见。从现有日记的证据来看，对他们困境的一个更普遍的误判看起来是新加坡守军对其绝望的军事态势并非不清楚。他们对发生奇迹、日军会被最终击败并不抱有任何现实希望，也没奢望会进行撤退，尽管撤退的想法有较近的敦刻尔克经验可吸取，并且对于澳大利亚军队来说还有加利波利远征这一更近的经验。炮兵下士佩里在评论事件的进展时并没抱任何幻想，他在2月15日写道：

我们所知道的必会发生，停火！34

印度陆军准将E. W. 古德曼（E.W.Goodman）在描述2月15日敌对状态停止时认为，这是“70天最不光彩的战役的结束”。35古德曼准将的描述表明，对于此前数月里情况的不满是当时的感受，是得知投降后的一种明显的即时感受，而不是这些人在战后有时间回忆事件时所产生的感受。J. 理查德森（J. Richardson）中尉作出了类似的评论，并认为这是一次“可怕的投降！无条件投降：新加坡沦陷了”。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理查德森对于英国战败的深远影响心知肚明。他写道：

不知道伦敦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如何看待新加坡要塞。坚不可摧！36

2月15日，澳大利亚皇家工程兵部队的军士阿历克·霍奇森（Alec Hodgson）曾奉命带兵加入步兵战斗。他在2月16日写道：

投降，并且在我狭窄的视野看来是一次耻辱的投降。很明显，而且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耻辱。甚至当我正在努力集结部属抗击敌军时，昨晚7：30停火就已经开始了，而我们直到大约10：30才得知，可能我们是最后知道的部队了……真是令人作呕，丢脸。从未见到一个日军，从未发出一枪一弹，而且有成千上万像我们一样的人。37

对于这些反应，明显要考虑的问题是：这是否是任何国家的败军的典型反应？答案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包括战术、宣传效果以及期望与实际战绩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新加坡投降被认为是一场重大灾难这一事实。

尽管“英国军事史上最大灾难”已经等同于新加坡投降，但到什么程度，当代人并不清楚。澳大利亚帝国陆军第8信号师的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在其发表的樟宜投降描述中称，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一些类似的说法。他记得，2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称，这是英国军队遭受的最大失败之一，甚至是比敦刻尔克更大的失败”。38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夸大了丢掉新加坡的影响，不是对于那些在伦敦的战争指挥者的影响，而是对于那些参战者，那些丢掉了“坚不可摧的要塞”的人的影响。这些考虑对于投降的盟军部队来说，在他们成为战俘并开始适应囚禁生活后仍然十分重要。

采取在整个马来半岛进行短暂行动和撤退战斗的撤退方式是为了一种特殊战略，保留马来英国部队的完整性。对于那些大陆上的参战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进行某种方式的抵抗。即使当溃败的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抵达新加坡岛并发现它远不是他们被军队本身和英国的宣传所误导而相信的要塞时，新加坡作为决战地点的适合性和必然性也并未衰减：只要有充分的准备，新加坡是个明显可防守的阵地，而且此时已无路可退。炮兵下士佩里了解这一情况并写道：

在这场战争中我所做的看起来只是“逃离陆地”。如果没有海，我猜想，第88野战团早已在南极建立最后防线了！39

ABAD（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司令部最高司令——上将阿奇博尔德·韦弗尔（Archibald Wavell）爵士在2月初也曾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我们不会被连续挫败、敌人也无法运用其出色机动性的地方。”40澳大利亚官方战争史学家莱昂内尔·威格莫尔（Lionel Wigmore）注意到，许多人亲眼看到新加坡的海军设施被摧毁时完全丧失了信心。摧毁行动是由英国人实施的，以防设施落入日军之手，并且威格莫尔相信这一做法进一步破坏了士气，因为“它首先消除了留在新加坡的理由”。41实际上，威格莫尔的评论尽管貌似可信，但实际上错误解读了包围战最后几天的态势。海军基地的摧毁只是确认了马来战争的高潮即将到来，而对于守军作出决定性结论的决心，它既不是毫无关系，也没有起破坏作用。

新加坡的盟军部队并不缺少对于继续战斗的鼓励。坦率地说，这种鼓励来自充满感情和很有煽动性的语言。韦弗尔上将曾试图集结新加坡守军，他说：“我们与当初的英国远征军（BEF）有共同的想法，他们在伊普尔首战中就阻止了德军并拯救了欧洲。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有资格作为他们的继承者，通过阻止日军来拯救亚洲。”42后来，丘吉尔敦促新加坡守军继续战斗：“在这个战场上，一定不能考虑保存部队或减少人员损伤。战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到底……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应与部队共存亡。大英帝国和英国军队的荣誉岌岌可危。”43

同日，韦弗尔上将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宣称：“我们全体的作战荣誉岌岌可危，大英帝国的荣誉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让新加坡这一我们曾经吹嘘的要塞落入低劣的敌军手中，将是多么令人羞愧……绝对不要说投降，想都不要想。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底。”44讽刺的是，对于韦弗尔当天“战斗到最后一人，最后一弹”这样的命令的反应总体上是无人理会。例如，理查德森中尉对此评论道：

没用！表演的结尾甚至在表演还没开始时就已经注定了。45

迪克逊（Dickson）上尉认为“韦弗尔当天的命令就是扯淡”。46炮兵下士佩里写道：

韦弗尔发表了讲话，关于“战斗到最后时刻、最后一人”之类的话。他希望再奋力一搏。47

相反，为在大陆上受到的羞辱回击日军，以牙还牙，才是最后鼓舞士气的最好方式。但因为缺少某种积极行动做到这一点，才使新加坡投降令参与者如此痛苦。

当代的著作和日记等证据表明，对于当年的新加坡守军最重要的事是没有感到进行有意义的抵抗。对于参战人员来说，投降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以及他们对投降的最初反应是马来和新加坡丢掉了，只是因为这一点太明显了，而不是因为它们丢得如此决绝，不是因为丢给了低劣的日本人，尽管这些也显然是重要的事。相反，投降彻底摧毁了盟军尚存的采取挽救行动的任何机会。这里的区别并非在于胜负之间的两极对比，甚至也不在于胜利与投降，而是在于较不明显但重要性丝毫不差的失败与投降之间的区别。投降剥夺了为抵抗日军而付诸努力的机会。

短短数月后，那些在新加坡被俘虏的人被迫签署保证，承诺不会企图逃跑。在与日本人的这些要求长期抗争的过程中，当时樟宜战俘营的英军高级军官霍尔姆斯（Holmes）中校对投降作了一个有趣的评论：

尽管我们在新加坡岛的陆军被迫投降……我们的部队已准备好战斗到最后，但是他们被命令放下武器，此外别无选择。48

不管部队是否真的有战斗到底的真实渴望，但往深层次考察，大家对于司令部作出投降决定的不满，更多还是因为战斗的过程，而非战斗的结果。

最终，关于投降与失败程度的这些复杂看法对于相关人员来说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些看法掩饰了指挥官在战役中的不佳表现，关于马来战争的常见故事就是依据这些素材来构想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承认如果新加坡岛没有被迫投降，也许还可以做些什么，这会使投降及其所确认的“灾难”更可被容忍。显然，马来驻军集体全心全意支持韦弗尔和丘吉尔所想象的那样的抵抗是不现实的，而且从上面引述的观点看来也能支持这一点。然而，韦弗尔和丘吉尔发布的此类命令，只是将期望的重担压给了守军，并强调最后一战确实将是新加坡战斗的高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是想以某种方式补偿在日本那里所遭受的羞辱，这可能才是他们真正想进行一场“大决战”的催化剂。

2月16日，投降一天后，W. R. 杨（W. R. Young）中尉写道：

“我整天在中巴鲁（Tiong Bahru）路的苦力区坐着，收拾完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沮丧地瞪着地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太丢人了……”49

牧师钱伯斯（Chambers）在1942年2月15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投降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不是被打败了，当我告诉四个战友时，他们差点要揍我。每个人开始都很愤怒——然后又解脱了。50

他的经历和观点并非个例。尽管输了战斗，但至少意味着参战者能活得更久一些，他们在所参与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他们所参与的到底是什么，还有待深入思考才能完全意识到。现在为这一事件命名的复杂任务开始了，首先要分清责任。即使当投降数月后，D. W. 吉利斯（D. W. Gillies）少校在他的日记中仍然吐露：

我不能让自己称之为投降。51

新加坡投降的余波引发了寻求对这一灾难作出解释者和进行指责者之间无数的指控与反诉。然而，对于参战者来说，指责他人的想法也许被视为有双重意义。指责他人有助于减轻普遍的负罪感，同时往往也承载着展示日记作者所属部队效能的作用，这一点在其他关于战争全面的记载中展示得并不充分。甚至牧师钱伯斯，一名非战斗人员，都声称这场战斗并不是一场完全的单方事件，并且尽管“英国国旗被降到地上……我要说一点，他们为这座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死伤人员成千上万，所以，不在那里的任何人都不要认为新加坡是被拱手让给了他们。”52

吉利斯少校的日记印证了这些说法：

我并不主张过多谈论这里发生的事——这一点可以保留——但你可以将此解读为我们并没有投降。如果我师能摆脱高层指挥而在这里表现出色，如果有任何预见能被同样的高层指挥官采纳，特别是如果这里的空军部队具有我们所知的本土皇家空军十分之一的勇气和能力，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53

吉利斯在手写的日记中所谓的“我们”显然十分重要。这强化了这一概念：投降并不代表马来战争的全部，也不代表对马来陆军的最后评判。吉利斯少校的评论暗指，从个体参与层面来讲，作为战斗人员，可能被评判为既有胜任的表现，也取得了成功，尽管它被置于失败的大背景下。对于这些人来说，投降绝不是对他们个人表现的绝对评判。由于他们的这一看法，众多日记作者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一误解。R. M. 霍纳尔（R. M. Horner）上尉，不幸的英国第18师成员，有其自己的理论：

我确信，一旦我们显然无法抵抗日军，就决定让新加坡听天由命，但这引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强烈抗议，为了面子，他们派来了增援部队（我师以及随行的印度部队）……实际上，概括来说，我们被当作了牺牲品，来抚慰公众的观点。54

鉴于英国在马来和新加坡行动上的组织混乱和计划不周，尽管这些说法也许看起来有一定的正确性，但也必须要在提出这些说法的背景下加以考虑。这些评论有助于将许多关于投降的指责由真正的参战者转嫁给不太具体的群体，让这一群体承担“真正的责任”。G. H. 肖兰德（G. H. Shorland）上校在投降一个月后回忆时，对于所发生的事如何分摊责任更加清楚了：

一个月的时间看起来足以形成印象并因此对事件有一个合理的看法。一方面，时间和接下来的事情已使第一天的困惑和痛苦愈合。另一方面，这些事情往往很小，作为个体对于所有这些事情的反应，都淹没在对囚禁生活深深的厌倦之中……2月15日夜的第一反应是感谢战争的喧嚣终于停止了，羞耻感以及关于这场灾难故事及其原因的争论和推理尚未开始。人们都太累了。他们没有争论，没有叹息，而是睡觉，把过去的错误、当前的羞耻和未来的危险都抛诸脑后。55

第18师总指挥官M. B. 贝克威思-史密斯（M. B. Beckwith-Smith）少将，后来作为战俘死于台湾，他在投降当天对其部下传达了如下可被视为精神支撑的信息：

没有哪个指挥官不想带领对于战斗有强烈的幸福感、对部队绝对忠诚的部下战斗。我的部下训练不足，装备缺乏，却要与气焰正盛的狡猾敌人战斗。我师被派去打一场已经输掉的战斗，此役之后，士气低落，士兵们的战斗意志被严重动摇。我师不得不忍受长期的艰苦，没有食物和补给。我师靠巨大的勇气和韧性战斗，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我知道每个人都能够并且愿意昂起头颅，因为知道自己是在昂起英国陆军的光荣传统。在我被授权在本土和海外指挥我师的这18个月里，我师执行了被赋予的各种不同和苛刻的任务，现在，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余生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我师的军官、准尉、军士以及18师的所有人员。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并在我们最终取得胜利后把你们安全带回家，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已尽职尽责。56

贝克威思-史密斯发表这一讲话的目的很清楚。他决心赞扬其部下的努力，同时告诉他们，事件发展的大方向已超出他们的掌控。通过这一做法，可以把施加给他们的指责程度变得温和，认为每个单独部队都尽了最大努力，而总体来说较少有人放弃，这一想法很普遍。贝克威思-史密斯的英军第18师，也就是曾在大陆作战的第53旅，1942年2月初才抵达新加坡。这些人至少比其他部队更有理由推卸责任。57

除了计划不周，新加坡的战斗还被无数关于开小差和抢劫的传说所困扰。中尉阿拉斯泰尔·麦肯齐（Alastair Mackenzie）20世纪80年代在一本当代杂志的注释上写道：

在2月10日这个周二，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和印度第44师的掉队人员经过我部之前，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参加战斗。马来人表现很好，尽管看到这样的乌合之众，他们心里作何感想，可想而知。58

中尉理查德森详细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场景。随着新加坡的战斗进入白热化并且战争的结果日益清晰，开小差的情况有所增加。新加坡战斗较为封闭的性质也使这些轻罪更为明显。2月8日，理查德森回忆道：

整夜的狂轰滥炸。日本人穿过红树林在岛的西北和北部成功大举登陆！……克兰芝、巴西、乐吧、中央等地成千上万士兵扔下武器逃往新加坡。躲藏在小巷和地窖中，有的家伙甚至抢劫，成为十分令人讨厌的人。59

2月14日，投降前仅一天，贝利斯（Baillies）中尉到新加坡城里去领配给。该地区是轰炸集中区，此行十分危险。尽管如此，贝利斯的主要评论是：“我最不愿意看到各部队四处闲逛的军人。”60戴维·尼尔森上尉在战后关于囚禁的著作《樟宜往事》中详述了他的战俘经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5日，周日，战斗进行到了高潮。城镇被从四面八方轰炸，许多地方都燃起了战火，水也用完了……我并不想离开，因为我感到像澳洲人那样逃跑是不对的……我们发现12个澳洲人已经控制了阿万（一艘船）并且装满了食物和啤酒，正准备起航。我们把他们拉上了岸。然而，他们下船后，卸下他们的物资，而另一些人却又把自己的东西装上了船。这帮人中有个军官，他承认是自己自行将部队从火线上拉下来，一路来到游艇俱乐部内港。许多这样的人企图驾驶偷来的船逃跑。61

尽管尼尔森的著作声称是基于他“在当时普遍的氛围中每天所写的个人日记”，他还是选择了在书中不提及这一事件。621943年2月23日，被囚禁一年多后，尽管囚禁生活有种种需要迫切考虑的事项，吉利斯少校仍在大声评论1942年的事件，写道：

我们被告知已为马来战役打造了勋章。我建议绶带颜色应是简单的黄色，但那也许很不公平！63

尽管开小差的真实程度无法仅凭这几篇日记的述说来判断，但可见此类事件的发生众所周知。

新加坡要塞沦陷了，那些负责守卫它的人没有守住它。在他们看来，他们也被剥夺了抵抗的机会。输掉新加坡的人们输掉了一座被认为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并且把它输给了军事实力被盟军宣传机器严重诋毁的非高加索国家。这一事实现在成了那些被迫放下武器的部队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这一事实只会使新加坡投降显得更为重要。似乎这还不够，许多人真切地知道或者真的目击了开小差行为和懦夫行为。现在，他们满怀迷惑、羞愤和不适，成千上万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最终面对了日军，不是作为战斗的双方，而是处于俘虏和被俘虏这极其不平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