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援引了许多资料：伦敦基尤（Kew）公共档案馆和堪培拉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保存的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官方文件。本书还利用了樟宜战俘营记录的大量“官方”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内部管理情况。本书还广泛采用了大量尚未公开出版的樟宜战俘生活日记资料，这些日记保存在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这些日记常常与官方意见有出入，为了解当时事件提供了一个更私人的新视角，因而显得特别珍贵。这些日记也让我们了解到事件亲历者对事件的感想。虽然高级军官整理了详细的战后报告，各个单位也保存着记录，但是要想深入了解新加坡投降后的情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审视这些日记。这些日记也提供了更详细的历史，让我们了解战俘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

虽然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保存下来的日记有很多，但是要想判断这些日记是否具有充分代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例如，从军官写日记的数量来看，能否了解到当时军官坚持写日记有多大比例，其中一个难题便是在整个俘虏生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坚持写日记。写日记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缺少稿纸是一个现实难题，而且无时无刻不面临日军对秘密写日记行为的惩罚威胁――死亡。虽然有大量日记记录了战俘生活早期的情况，涵盖了樟宜战俘营各个群体（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军官和士兵），但是到了战争后期，根据那些幸存者进行判断，能做到坚持写日记的人非常少。因此，我们对樟宜战俘营最后一年生活的了解基本上都来自于军官写的日记，虽然这本身也反映了樟宜战俘营军官过多，而且日记里记载了他们不得不履行的种种职责。日记记录的内容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正如致力于战俘研究的历史学家琼·博蒙特所说：“写日记总会有一个‘倾诉对象’，所以除了记录发生的情况之外，脑子里不能忘记个人写作的动机。”19与现存日记一样，许多战俘文件也保存到现在，其中包括战俘营当局签发的数百份“命令”，这些命令指示战俘完成各种任务。这些命令非常珍贵，首先能够判定战俘的任务是什么，同时能够展示战俘的提议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如何体现。这些命令还体现了战俘营的官僚机构和组织结构，展示了樟宜战俘营是一个营中之营，而且提供了证据，证明战俘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

虽然战俘们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战俘经历的著作，但是基本上都是在缅泰铁路的背景下介绍樟宜战俘营，纯粹探求樟宜战俘营的作品几乎没有，这有点出人意料。《樟宜往事》是唯一例外，该书作者是戴维·尼尔森（David Nelson）上尉，他原来是一名志愿军军官。尼尔森当时是档案查阅局（the Bureau of Record and Inquiry）负责人，他保存着大量档案，记录了1942—1945年间抵达或离开樟宜战俘营的战俘的情况。他的工作对他写这本书帮助很大，因为尼尔森的工作对象与绝大多数狱友不同。

这本书主要是涉及战俘自身做了什么，因此这本书很少援引日军资料，只有当其行为会对战俘产生影响时才会引用。因此，虽然这些人是日军战俘，但是这本书写的不是日军对战俘的政策，也不是写日军如何看待战俘，除非日军的意见会对战俘处理产生直接影响。正如上文所说，这是一个尚未研究的领域，而这项工作面临的文化障碍仍然让人望而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