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地区，樟宜战俘营是一个主要战俘营。战俘们从樟宜出发，开始艰难的旅程。他们坐船或坐火车，大多数时候是坐火车，前往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或者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缅泰铁路上的条件骇人听闻，并且有原始素材（对于日军战俘营的普遍观念就是从这些原始素材得来的）支撑这些听闻。相比之下，樟宜战俘营里的条件截然不同，但却没有受到多少关注。1946年，澳大利亚前记者罗恩·里韦特（Rohan Rivett）出版了《竹林背后》（Behind Bamboo），这本书是最早记录日军战俘生活的作品之一。他在书中写道：

在樟宜战俘营，我们发现这里比巴达维亚的自由度和舒适度更高。6

肯尼思·哈里森（Kenneth Harrison）在马来亚大陆被俘后被关押在吉隆坡，他后来写下了第一次到达樟宜战俘营的情景。当时他认为：“樟宜战俘营让我们这些关押在普渡监狱（吉隆坡）的战俘难以置信，从很多方面来看，樟宜战俘营可以称为战俘的天堂。”7新加坡投降几周之后，邓洛普（Dunlop）中校在苏门答腊被俘，后来被送去修筑缅泰铁路。在修筑缅泰铁路时，他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军官和医生，后来又成为备受澳大利亚人尊敬的标志性人物。与数千名战俘一样，邓洛普是从樟宜战俘营出发去修铁路的。1943年1月7日，邓洛普抵达樟宜战俘营：

前进路上，我们看到这个岛非常漂亮，有很多豪华的石头建筑物，这里有英国和澳大利亚军队，军人们负责站岗放哨，管制交通。所有军人穿着整齐，非常整洁，军官手里拿着文明棍，他们甚至向我们敬礼。8

尽管有这样的记载，但人们说到日军对战俘的残酷时常常会提到樟宜战俘营。偶尔，樟宜战俘营甚至会被描述为一所异常残暴的监狱，在这里“新加坡投降时将近15万名年轻人被俘，每15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熬过了三年半的战俘生活，等到了对日战争胜利日。”9实际上，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数量远低于15万人，可以肯定的是5万名战俘不是死在战俘营。10虽然的确有许多战俘死去，但是他们是在修筑铁路时死的，而不是死在樟宜战俘营里。像“日军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之一”这些描述更多是来自修筑缅泰铁路的情况。与樟宜战俘营相比，铁路上的条件更恶劣，这也促成了樟宜战俘营“谜团”的产生。111944年5月，战俘医院搬迁到新加坡克兰芝，主战俘营搬迁到樟宜监狱，这时共有680人死在樟宜战俘营。12在战争期间，由于伙食恶化，到1945年，许多战俘出现营养不良，但是樟宜战俘营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日军公开的、有预谋的残暴行为，仅发生过一次大规模事件，当时，日军企图强迫战俘签署不会逃跑的保证书。13与铁路上的条件相比，即使是这次事件的影响也很小。

从上述引证材料明显可以看出，大量有关战俘的文学作品经常提到樟宜战俘营。值得注意的是，樟宜战俘营经常被歪曲，这些作品对樟宜战俘营本身情况知之甚少。为此，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承认，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樟宜战俘营不应该落得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声，但是它在战俘营经历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确实需要进行审视，而且审视时要把重点放在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一切上面。正如罗杰斯上尉的日记记载，樟宜战俘营的现实生活比目前围绕在它周围的谜团更离奇。直到现在，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也难以与战俘营的传统形象联系在一起。帕西瓦尔（Percival）将军是前马来亚总指挥官，是他在新加坡投降协议上签字，但是，就连他也难以完全把握樟宜战俘营的本质。在战后写的一封关于战争期间发生的事件的信中，帕西瓦尔觉得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事实：

樟宜战俘营与普通战俘营不一样，樟宜战俘营四周不全是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警卫站岗放哨。樟宜战俘营占地面积很大，一面由带刺铁丝网围着，其他三面都被大海围着。樟宜战俘营划分为几个区，每个区由一名英国指挥官负责，一名英国参谋人员予以协助。整个樟宜战俘营都由我负责管理，马来亚司令部参谋部予以协助。我们有自己的宪兵部队。日军指挥官在入口处设立办公室，通过我的指挥部向樟宜战俘营传达指令。14

日军控制的本质意味着他们赋予樟宜战俘营很大程度的自由，自由程度远远超出战俘们的想象，至少初期情况如此。这种自由延伸到了战俘们的行动自由，关键的是，战俘们自己管理自己来面对战俘生活的种种挑战。从某种程度来看，这种自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样做推迟了战败军人转变为战俘的时间，使得他们从军人转变为战俘这个必要的过渡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在樟宜战俘营，在新加坡被俘的军人相对较温和地适应了战俘生活，使他们淡忘了新加坡沦陷所带来的耻辱。

樟宜战俘营应该得到审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英国著名插图画家和作者罗纳德·瑟尔（Ronald Searle）曾经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后来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修筑铁路期间，他创作了一些画作，描绘了瘦弱憔悴的战俘在面相凶恶的日军监督下从事繁重的劳动。这些画作强化了日军战俘的特定印象：疲惫不堪的战俘不得不忍受管理者的呵斥。日军战俘无一例外地被描述成消极形象，在战俘和管理者不平等的关系中没有任何权利。不管是什么印象，真相都远远更加复杂。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是向管理者卑躬屈膝的奴隶。战争结束时，他们非常瘦弱，这点毫无疑问，但是直到日军战败投降，他们都保持着昂扬斗志，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和独立权，这给日军管理者源源不断地带来麻烦。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行为对关于管理者和战俘之间的权力基础的理解构成了挑战。确切地说，这为理解日军和战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维度，同时强调了战俘经历的连续性，而不论战俘被关押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在樟宜战俘营，战俘自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日军创造的。新加坡投降后，日军面对数千名战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采取的措施是把战俘全都送到位于樟宜的英军基地去。在英军基地，战俘们基本上是自己管理自己，日军很少干涉，至少早期情况是这样。战俘自治有助于培养强烈的独立精神和团体精神，这样一来他们重拾了自信心和军人荣誉感。在接下来的斗争中，这种自信心和荣誉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樟宜战俘营的斗争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常规观念截然不同。与那些关于战俘营的传统观念不同的是，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管理战俘营的日军。相反，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的斗争对象是缺衣少药、食物缺乏。樟宜战俘营的生活既是战俘之间的内部关系，又是与日军的互动。此外，战俘们应对监狱生活和剥削的方式说明了他们的士气，依靠最低限度的食物而存活下来的比例也展示了他们的健康，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在“F”部队（从樟宜送去修筑缅泰铁路的若干军之一），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死亡率分别是60%和29%。这些数据经常被引用于证明澳大利亚士兵的忍耐力更强。同样，他们对禁闭的反应，不论是决心逃跑还是默默接受，都被视为衡量民族“性格”的标尺。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在关于缅泰铁路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澳大利亚战俘在泰国经历的苦难和他们克服逆境的决心代表了“伙伴情谊的胜利”。15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澳大利亚军人沦为战俘的经历代表了澳大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就其战时经历而言，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从以下数据中可以看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25000名澳大利亚军人死亡，其中8000人死在了战俘营。确实，在对日战争中死亡的澳大利亚人当中有一半是在作为战俘期间死亡的。16虽然英国军队死亡人数是澳大利亚的将近两倍，但是与英国军队在北非和西欧地区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就算是与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伤亡人数相比，情况也是如此。

战俘对澳大利亚文化生活的影响可以从堪培拉邓特伦军事学院看出来。这里矗立着“樟宜教堂”，这是在战争年代修建的教堂之一，现在是国家纪念馆，专门用于纪念澳大利亚全体战俘。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汉克·尼尔森（Hank Nelson）有很多著作都是关于被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的，他认为“澳大利亚人普遍了解本国战俘在日军手中都经历了什么”，他还认为“在大众看来，樟宜战俘营和缅泰铁路可能就像科科达和托布鲁克一样能唤起人们的记忆，只不过比尤里卡、加里波利、菲尔·莱普和布拉德曼略微逊色”。17尽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直到现在才有人开始严肃地探究缅泰铁路和樟宜战俘营之间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