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罗杰斯（Alan Rogers）是澳大利亚陆军上尉，在医疗队服役期间，他坚持写日记。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个人经历，也记录下他对当时形势和其他人员的感想。1943年5月29日，星期日，罗杰斯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上个星期所做事情的感想：

星期三晚上，我们很幸运，得到了几张演出票，我们到帕拉丁（Palladium）剧院去看《我杀死了法官》，这出戏非常棒，演员表演相当出色。1

我们从这几句简短的日记摘录中可以得出许多结论。首先，罗杰斯上尉或许是在悉尼或伦敦度假，他努力想忘掉战争，他的努力进展顺利，尽管只是暂时忘掉。

但是，这些假设都错了。罗杰斯上尉确实是远离战斗前线，远离战争，但是他同样也远离悉尼和伦敦，远离那些常规想法，虽然罗杰斯日记中详细记录的内容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过去，罗杰斯上尉一直跟随澳大利亚军队在马来亚丛林中作战。1942年1月至2月间，“固若金汤”的新加坡遭到日军围攻，罗杰斯也目睹了全过程。罗杰斯上尉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数千名盟军将士一起亲历了新加坡投降，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2

从许多方面来讲，新加坡投降只不过是另外一场厄运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罗杰斯一直生活在日军战俘营中。罗杰斯上尉的日记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讨论战时的回忆，而是记录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件。这个战俘营被称为“亚洲最臭名昭著的战俘营”，也就是新加坡樟宜战俘营。3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矛盾和反差非常常见。有人说樟宜战俘营的实际情况与许多常见看法不同，这个观点本身就非常有意思；有人说樟宜战俘营与日军其他战俘营相比非常独特，这个观点更加难以得到认同，因为五十多年来人们对日军战俘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看法。同样重要的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关于樟宜战俘营的概念和自相矛盾的表述也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罗杰斯和其他人在日记中记录下的这些矛盾和反差可能暗示着樟宜战俘营隐藏着一个惊天动地、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谜团。

人们对于日军战俘生活状况的看法简单明了，众所周知：在双方都不退缩的文化冲突中，盟军战士被俘，遭到日军管理者毒打、挨饿、强迫劳动致死。对于日军而言，投降是令人厌恶的，是无法接受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简单的看法不免有些夸大其词，而且确实也没有人站出来反驳：作为日军战俘，他们没有遭受到上述虐待。那些关于日军战俘生活的记录无一例外地只关注那些较大规模、众所周知的虐待事件。“巴丹死亡行军”就是一个例子。当然，修筑缅泰铁路最能证明日军的残暴，这条铁路常常被称为“死亡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修筑这条横穿泰国到缅甸北部的铁路被誉为土木工程奇迹。英国勘测人员认为修筑这条铁路根本不可能，但是，日军凭借其意志力、12000名盟军战俘的生命以及从当地征用的大批劳工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这条铁路是个悲剧，已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残暴的象征。缅泰铁路在战后回忆中占据了中心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56年上映的电影《桂河大桥》，这部电影是根据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le）的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忠实于原著，确实，原著本身也没有声称书中的事件真实发生过（在原著中，这座桥并没有被炸毁；而在电影中，桂河大桥被炸毁了，故事也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也代表了缅泰铁路本身，代表了战俘与日军之间的交流方式。虽然这部电影为那些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人描述了战俘的经历，但是它仍然没有完整呈现。没有战俘站出来说电影很真实，他们常常会说，修筑缅泰铁路的条件“根本没有那么好”。

就像罗杰斯的日记一样，有些资料宣称，除了残暴和苦难这些标准描述之外，日军战俘的生活还有另外一面，这些资料难以得到认同。

樟宜战俘营位于新加坡最东端，从地理位置上讲远离缅泰铁路，但是它却不可避免地与缅甸和泰国发生了联系。原因有两个。第一，绝大部分从事修筑铁路的战俘都在樟宜战俘营生活过，要么在去修铁路之前，要么是在铁路竣工之后，对于许多战俘而言，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对于那些修筑铁路的战俘而言，樟宜战俘营是他们的出发点。第二，让人感觉意味深长且富有争议的是，樟宜战俘营的经历不可能不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体现出来。在如何应对战俘生活方面，从樟宜战俘营出来的战俘的独特作用是非常显著的。

就在新加坡投降后不久，数千名被迫放下武器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军人根本没有想到要去修铁路。战俘营未来的生活是个未知数，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在投降之前，盟军宣传时就关注过日军的“其他方面”，没有人知道，作为“东方人”的俘虏，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事实上，未来非常黯淡。被日军俘获的盟军军人的死亡率说明了命运的悲惨：日军关押的澳大利亚战俘有36%死在战俘营里；沦为日军战俘的英国和美国军人的死亡率分别是26%和33%。相比之下，沦为德军战俘的澳大利亚军人的死亡率仅有3%。5

这些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就樟宜战俘营而言，这些数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樟宜战俘营与众不同，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因为日军管理的方式不同；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战俘本身应对战俘生活挑战的方式不同。

本书尝试向读者讲述1942年至1945年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希望把在此期间樟宜战俘营里发生的事件拼接起来，让人们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本书还探讨了战俘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比上述两个问题更重要的当然是“为什么”：是什么驱使并迫使他们那么做？在战俘营背景下，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不言而喻。很显然，生存是主要目的，也是战俘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的问题。虽然对于樟宜战俘营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事实上，本书尝试从一个稍稍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战俘经历，这个视角与战俘历史的传统视角不同。本书不仅探索战俘和管理者，虽然这两个要素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本书探索了战俘和管理者之间模糊的分界线。很显然，这并不是说日军对他们是不是战俘感到困惑；而是说，在樟宜战俘营，经常模糊的是战俘和管理者这两大群体之间的权力界线。基于日军和战俘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些边界是明确和固定不变的。但在樟宜战俘营，战俘们不仅比之前想象的更容易适应，而且生活相对自由，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