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普莱尔是来自休斯顿号上的水兵，形容另一个警卫为“肝脏色的嘴唇”：“‘肝脏色的嘴唇’可能是我们跟随过的最糟糕的人，他到达自行车战俘营后，那里就变得松散。他通常从营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见到不爽的人就用他傻傻的步枪抨击和锤击——他是个大流氓……他由于自己突出的嘴唇得到了这个昵称……噢，我认为他是我们跟随的最卑鄙的流氓。你没必要惹他。只要他看到了你，他就会被激怒。”60

虽然管理和政策在自行车战俘营一直很稳定并被始终如一地执行，这方面比丹戎不碌的情况要强得多，但不同的警卫行为可能相差很大。一个特别的守卫可能发现战俘违反规定后，什么也不做。后来同一个看守可能因为轻微的犯错而殴打战俘，如吸烟同时不携带烟灰罐。杰斯·斯坦伯勒记得“褐色轰炸机”有一次抓住了他的非法交易行为，因此斯坦伯勒预计会被严重殴打。但相反的是，朝鲜人选择与他进行贸易，以后让他走这条路而不受惩罚。61一位日本守卫为一次轻微违法行为而打了赫德尔斯顿·瑞特，然后又与他共享一根雪茄。62似乎没有什么能合理解释警卫的行为，这使得战俘很困惑，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和战俘所有方面的生活一样，美国人不得不调整对他们营地的警卫人员的态度。最佳办法是彻底避免与他们接触。这种奢侈的情况极少遇见，所以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遵守营地的条例和避免被殴打。卫兵们喜欢挑出最高大的美国人来惩罚，也许是要向西方人表明谁是真正最强大的。营地中，超过六英尺高的战俘常常被迫立正站好，警卫便开始殴打他们。有时，一名警卫不得不站在一个木制的盒子上才能与战俘的头部持平，然后他无情地殴打这个美国人。如果战俘由于受到殴打倒下，警卫会因为他倒下而变本加厉地踢打。美国人发现，当被一名警卫殴打的时候，最好的抵御方式是“滚动”，这样可以避免卫兵的拳打击到他的头部。63

战俘必须学会习惯这种待遇和他们所处营地的条例。他们发现那些对日本人鞠躬和敬礼的规矩实在是难以遵守。虽然这些规则往往令战俘难堪，然而人们也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命运被日本人所掌控的事实。事务主任克拉克·泰勒表示：“你可能会诅咒，但至少敬礼这东西是你可以忍受的。当你在他们该死的统治下，你可以选择按他们的规矩生活或接受惩罚。如果当日本人走进来时，你想要做领头羊对他不敬礼，你还不如打自己耳光。他们制定规则，而我们不得不和他们一起生活并承担一切后果。”64

日本人继续在自行车战俘营雇用战俘在分遣队工作。和之前在丹戎不碌一样，日本人要求一定数量的工人，然后美国官员会要求士兵中的志愿者来完成配额。日常的工作基本是这样，战俘从战俘营大约早上8点步行或乘卡车到工作现场，任务通常是在丹戎不碌的码头装卸船舶，而其他劳动力则在仓库。一些战俘认为日本在爪哇岛掠夺了大量贵重物品，他们记得有桶装的石油，大量的铁路钢筋、机车和车厢，以及艺术品和贵重金属等。65战俘们在巴达维亚工作，清理战争破损的东西，这些分队的工作不用太耗费体力，一天工作9或10小时之后，被守卫押送回战俘营。这些工作是战俘们自愿做的，因为他们希望能有机会与当地人和荷兰平民进行食品交易。66

当他们不为日本人工作时，战俘就会参加自行车战俘营的一些活动。在大片的空地上，男人可以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美国人很乐意参加。他们很喜欢玩篮球，但在这里他们只能够选择排球。接着，一批排球队伍粗具规模，通常有美国或澳大利亚国籍，他们意气风发地参加“锦标赛”。美国人声称在这些比赛中都战胜“澳洲人”，但澳大利亚人还是自我感觉良好。67日本人还鼓励战俘参加拳击比赛，他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两个美国人——负责炮兵维修的本·邓恩和文森特·祖默，虽然他们一直是业余拳手，但都从比赛中脱颖而出。68

一些人则选择把时间花在更悠然自得的追求上。自行车战俘营有小剧场，会上演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戏剧让所有人享受。书籍在营地中供应十分短缺，无论他们能找到什么样的书，历史、语言、天文学或各种其他的主题，战俘们在阅读一次后都会再次重读。莱斯特·阿斯伯理决定用他大部分业余的时间进行烹饪，向其他犯人出售软糖，称为“阿斯伯理的更精细的乳脂软糖”。他垄断了自行车战俘营市场的软糖需求，谋取的利润再投资到其他赚钱途径中去。69

美国人花了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在空闲会话上，俗称“牛会话”，他们讨论从西部得克萨斯州的生活到战争的进展等所有话题。70谣言也是这些讨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俘仍然认为战争将很快结束，他们推测自己能活到解救的时刻。盛行的传言是美国的船会带他们到澳大利亚，5万美国军队将很快从日本手里夺回这个小岛。71在他们被囚禁的早期，战俘们还喜欢谈论妇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口粮变得更少，他们的主要话题变成了食品。这些战俘经常讨论他们最喜欢的食谱和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一些战俘详细描述食谱，其他人声称他们甚至可以从食谱闻到食物的味道。阿尔夫·布朗说，他最喜欢的话题是“带骨牛排和妇女”，但是，他很快就对牛排更感兴趣了。72

在他们闲谈期间，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发现了他们的共同兴趣，这使两个国家的男人变得更加喜欢彼此。73伊洛·哈德描述澳大利亚人为“我们见过的最足智多谋的人”。74麦克斯·欧菲勒提到澳大利亚人道：“如果我再上战场——上帝保佑——比起世界上我所知道的任何人，我更愿意和澳大利亚人在一起。”75哈德·瑞特给了他们所能提供的最高赞美：“澳大利亚人是比我们遇到的任何人都更像是得克萨斯州的人。”76这些互相喜爱当然源于在自行车战俘营，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都认为英国人太过傲慢、不关心卫生，并且相互不信任。77

美国人通过广播电台收到外界的消息，这得益于杰斯·斯坦伯勒，他在战前担任营无线电科科长，通过操作无线电，制作了一个小的收音机，隐藏在营地中。后来收音机坏了，斯坦伯勒藏好它，同时借助其他战俘清理收音机零件和其他零碎的工作时，他用一些搜集到的零件把收音机重新修理好了。78

斯坦伯勒和他的朋友弗兰克·菲克林为了把收音机隐藏在军营里真是煞费苦心，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财产中有一台收音机，他会被日本人处以死刑。一天下午，由朝鲜人组成的警卫队进行突击检查时，斯坦伯勒躺在他的上铺通过耳机听收音机。菲克林没有时间警告他的朋友，他非常担心斯坦伯勒的性命。警卫队有节奏地从走道走过，没有人意识到斯坦伯勒仍然在他的床铺上。他们经过时，斯坦伯勒害怕得不敢作声，警卫的步枪刺刀几乎触碰到天花板的天线。斯坦伯勒屏住了呼吸，他知道卫兵会抬头，但如果发现他私藏的收音机，那他就完了。然而卫兵并没有注意到他，菲克林在他的朋友险死还生之后变得更加谨慎。79

斯坦伯勒和菲克林轮流收听旧金山的KGEI电台以及印度经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节目，然后他们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发布消息。斯坦伯勒和菲克林通过他们的军官来传递消息给其他战俘。只有极少数战俘知道收音机的位置以保证它及其操作者的安全。虽然他们收到的大部分都是自己的盟友在战争初期遭受挫折的新闻报道，但这台收音机是战俘唯一和外面的世界取得联系的途径了。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