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待遇使得克萨斯州的年轻人很不安。他们不懂日语，但他们却需要明确遵循日本人的要求。如果他们步履蹒跚的话，他们会遭到殴打；如果他们移动得太慢或太快，也会遭到殴打；他们被迫用日语计数，如果没点对人数，还会遭到殴打。卢瑟·普兰迪讨论这个话题说：“一名警卫说要点名，但我们并没有照做，就在那时日本人开始殴打战俘。这是非常糟糕的，第一次有一个男人扇我耳光，而我并没有试图割断他的喉咙……这种忍耐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我真的难以忍受。”21生存取决于学习如何应付这种情绪，他们作为战俘而生存，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当他们亲自体会了日本军队内的纪律后，这些战俘开始更好地了解了日军。日军常用打耳光和羞辱来灌输其武装部队内的纪律思想。较高级别的士兵有权力殴打那些较低等级的士兵；官员能殴打士官；士官能殴打士兵。到了最后的阶段，士兵则选择殴打日本帝国军队中的朝鲜服役者。朝鲜人在日本军队中常常被当成低等兵，得到的也往往是后方梯队的任务，如看守战俘营里的犯人。因为日本人认为朝鲜人种族低劣，所以他们存在于军事层次结构中的最低的一级，经常受到日本人虐待。为了出自己的怨气，朝鲜人就转而虐待盟军的战俘。22

战俘的这种待遇震惊了美国人，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对待囚禁他们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这方面，有些人比别人做得更成功一些。艾迪·冯观察到有三种类型的警卫，“有些人不搭理你，让你独自做那些工作；有些人是好奇想要更多地了解你；有些人没有明显的理由也会打你”。23因为每个警卫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上述说的那类人，所以最好的处理方法是避免接触他们，保持低调。24如果战俘不能避免接触日本人——这是大多数的情况——那他必须要尽可能地遵循规则。哈德·瑞特第一次在日本集中营遇到麻烦时，很快发现了因为“卫兵会用竹竿快速教你学日语。”25罗伊·阿姆斯特朗说，在这些条件下，“你不得不调整。你知道你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你不做，他们就会对你施暴。我下定决心，如果他们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我会去试着做……日本人根本不吓唬你……你不知道扇你耳光的警卫会对你做什么。我想说它是人类最难又不得不做的事情——要知道如果能抓住他我想活吃了他……他们有着这样的情结和阴影，因为曾经远远不如我们，所以当他们有机会抓住我们这些高个子男孩，就迫使我们屈服。哦，是的，他们喜欢羞辱你。你只是不得不咬紧牙关。那是你能做的一切。”26这些战俘对于俘获他们的日军无能为力，他们越快认识到这个事实，境况便能越快转好。

丹·布索说还有比适应作为战俘的生活更困难的事情。1942年4月，日本人命令一批犯人安装铁丝网围栏，而布索的部分工作就是在这个分队中。他4月7日完成这项任务，将最后一缕拉伸丝绑在营地邮政门口——那里是电线的阀芯的末尾，当布索读到“美国制造”的标记时哭泣着说：“我感到非常沮丧。这天是我21岁生日。”27

调整战俘生活对情绪的影响只是生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学习如何获得额外的食物。战俘学会了如何交易或者蹭饭以补充其日益稀少的口粮。他们站在营地的栅栏后同爪哇岛人见面，当地人摒弃了他们对待盟军最初的态度而专注于交易这一件事上。因为这些战俘的身上几乎没有财产了，他们经常就把手表、戒指、备用衣物和盗来的布与当地人的新鲜水果或罐头制品交换。后来，荷兰妇女来到栅栏边给他们香蕉、菠萝或香烟，然后做出一个“V”的手势转身就跑开了，这些交易才被日本人发现。28斯格勒·瑞特形容荷兰妇女时说道：“毫无疑问，她们是我曾经在生活中碰到的最勇敢的人。”29

美国人也加入维持军纪的行列，以确保战俘不会因为没有人领导而成为一盘散沙。军事指挥链在爪哇岛依然完整，虽然战俘很快免除了敬礼等礼节。大多数指挥官仍然尊敬他们的士兵，士兵们也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30伊洛·哈德回忆：“这不是‘由数字’组成的纪律，而是基本的素养，官员们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我们都很期待，当我们同长官谈话时，他可以全神贯注，十分尊敬地聆听。”31指挥官们在组织战俘的工作分遣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人员跟随着分遣队，并协调了日本与战俘的关系，使后来的人免受警卫虐待。

指挥官们还负责准备和分发食物。当食物变得稀少时，至关重要的是确保所有战俘都得到平等的份额。战俘们都会仔细观看厨师如何处理那些食物，确保分配公平。当战俘发现谁分配的量与应得的有出入时，都会大声抗议，偶尔爆发互殴。唐纳德·布莱恩在1942年5月作为战俘加入第2营，描述了一个典型的场景：“我想说爆发在监狱里的斗殴大概99%都基于食品……有人一直在说，‘好吧，我买了这个的话，会跟你分享，给你咬一大口。’然后就变成了‘你个浑蛋’，然后他取走了全部。当然脾气有时来得快去得也快。指挥官们会监督着厨师给每个人一杯相同量的米饭和一满勺的炖肉。”在评论厨师时，布莱恩继续说：“厨师后来也遭受了谩骂……为什么？该死的，你知道厨师总是拿着一些东西回来。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他们可能拿走了一些更大块的肉，本来的肉量肯定比他们实际上在那里炖的要多。但真该死，该死的我们可是在他们的监管和控制中……当然我也参与了对厨师的虐待和指责。”32

军官们会在职权范围内尽最大可能确保战俘们的卫生安全。爪哇岛的气候条件容易传播各种疾病，尤其是战俘营的卫生设施很差时。大黑蝇会从露天厕所蜂拥到营地，从厕所到混乱区域，布满了凌乱的工具和食物。为了抵御疾病，确保战俘的健康，军官们下令饭前所有战俘的餐具要浸在一桶开水中。而且，战俘会煮开他们的饮用水，以确保没有危险的微生物对他们造成伤害。33

虽然适应战俘生活仍有很多困难，但美国人尽了他们最大努力去调整自己。在业余时间里，战俘们试图让自己忙起来，忘记所处的困境。很多人玩扑克牌或多米诺骨牌，而其他人阅读他们为数不多的书。34丹戎不碌的战俘，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形成一个小型的社会，其中的每个成员，无论他是一个厨师、卫生员，抑或只是一个滑稽人物，都在战俘社区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战俘们在丹戎不碌停留了大约六个星期。1942年5月14日，他们留下了在海岸边的设施，迁往距巴达维亚20英里的内陆自行车战俘营。这一营地驻扎着巴达维亚的荷兰第10步兵营，自行车是他们主要的交通方式。在未来五个月里，自行车战俘营会成为美国人短暂定居的家，他们将学会如何成为真正的战俘。自行车战俘营地宽约700英尺，长约900英尺，被高墙包围，在整个战争中安置了250—3000名来自荷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战俘。35在这个营地，美国人实现了转变为真正的战俘的过渡，他们学习如何对待看守者、如何减少被虐待，以及如何学习技术来帮助自己生存。

从丹戎不碌到自行车战俘营所在地，战俘们在爪哇岛的烈日下行进了20英里。大部分的男人，将他们自己的财产以及额外的制服、鞋子、毛毯和杂乱的工具等，都扔进了行李袋。而他们的个人物品，如书籍、首饰、亲人的照片、烹饪工具或者钱，则隐藏在日本人那儿。一路上他们多次抛弃多余的装备和个人物品，以减少行军的一点儿压力。36到达营地时，战俘都被赶到军营的第一个门前，学习新环境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