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美军第36步兵师（其前身是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31野战炮兵团的第2营，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中的爪哇岛向日军投降。在他们投降后不久，该营官兵就与日军俘获的美军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上的幸存官兵一起，被送进了战俘营，而休斯顿号则被日军击沉。

从1942年3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些战俘在日军的多个战俘营不断辗转，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被日军转移到东南亚，后来又转移到日本本土。他们被日军强迫充当奴隶劳工，为日本的战争经济“输血”。他们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工作，承担的都是非常繁重的任务，最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强迫他们修建臭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

在他们被俘生涯的三年半的时间里，这些战俘经受了日本看守的暴虐对待，而且这种暴虐对待一如既往，从未改变。他们忍受着长期营养不良和超越身体极限的繁重工作带来的巨大痛苦，他们遭受到了难以计数的热带疾病和消化道疾病的折磨。他们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医疗护理。日复一日，他们满怀着恐惧，因为他们要提防日军看守毫无来由的、随时随地的殴打和虐待，每个月他们都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朋友和同乡被日军虐待致死。尽管面临着如此艰难残酷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坚持到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活着回到了美国。

本书不是关于缅泰死亡铁路本身的历史。无数的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和日本的作者已经就这个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笔者而言，再去研究缅泰死亡铁路的历史就显得班门弄斧了。如果读者朋友对于缅泰死亡铁路的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比如缅泰死亡铁路是怎么修建的？日本人是怎样调配奴隶劳工的？有哪些亚洲国家的人民被日本强征为奴隶劳工？抑或是其他与这个课题有关的选题，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章可供阅读。本书的目的旨在探究参与修建这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的美国人的命运。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这批美军战俘的经历与亚洲其他国家被日本俘虏的那些战俘并无明显不同：他们都受到疾病的困扰，他们都短缺食物、缺医少药，他们都受到了日军看守同样非人的虐待。但是作为被日军征调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数目庞大的战俘当中的极小一部分人群，这一小批美国战俘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关照。这些美国战俘怎样看待日本看守？怎样看待其他国家的战俘？他们之间怎样看待彼此？或者说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那段战俘生涯？参与修建死亡铁路对他们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几个问题是本书作者试图去发掘的。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这批美军战俘从1940年参战前夕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的经历，并试图向读者朋友们讲述他们是怎样艰难地在日军的残酷虐待之下得以幸存的惨痛经历。

本书的写作基础是我对这些幸存的战俘所做的口述史采访。1942年3月，美军第36步兵师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向日军投降。在学界，这一极小的事件在二战史的宏大背景之下，关注者极少；这一事件在整个美国知道的人数也是极少的。日本人不允许战俘在被俘期间保留任何个人记录，所以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很难获得这些战俘在1942—1945年被俘期间的文献材料，该营在当时没有办法保留完整的部队历史记录以及作战详报等。甚至美国官方所保留的历史资料也不足以恰如其分地反映这些前日军战俘关于这段经历的想法和感情。所以，口述访谈就为我完成这项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我是一个档案馆员，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供档案方面的证据——实事求是地讲，美国政府对于二战档案和文献资料的搜集是非常重视的，这项工作他们在二战刚刚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了，我的工作从个人史的角度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证据，这些证据来源于很多口述者的讲述，这些口述者的讲述相互印证，形成了可靠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链。

由于从事这项研究，我对很多当时的国家和地名，比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的名字还要熟悉。比如，我对缅甸当时的名称“Burma”的亲切程度超过现在缅甸使用的“Myanmar”，我对印度尼西亚当时使用的名称“Dutch East Indies”（荷属东印度）的亲切程度要超过印度尼西亚现在的名称“Indonesia”。此外，整个访谈中，我坚持不做诱导性的提问，处理访谈记录的时候，也不做任何衍生性的推测，哪怕这种推测是十分合理的。也就是说，本书所依据的材料，都有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价值。这些口述者们讲述的经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增加了很多“佐料”，但是我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复制这些材料。不可否认的是，口述者的材料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可以让我更好地体验他们的经历。我的研究也不是对他们的口述材料进行精心编辑之后形成的平铺直叙的著作。绝大多数幸存者来自得克萨斯，在访谈中，他们带有浓重的口音，他们的语法和表达也并不一定规范，有些时候由于虚拟语气的原因，他们可能在表达相反的意思。如果我不深入地研究他们的表达方式，去粗取精，我就没有办法很好地把握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无法完全地理解他们的故事，我的文本就只能是“部分正确”。经过了多番努力，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文本——这些证据中有些幸存者们当时习惯使用的词汇，对于21世纪的读者而言，可能会觉得费解，因为当时这些幸存者就是那样表达他们思想的，他们说的话就是那样的。

在研究及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他们让我满怀感激。首先，我必须谢谢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罗纳德·马塞洛先生，他不辞辛劳地对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幸存战俘进行了价值非凡的口述史访问，他的这些工作，为我写作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必须感谢迈克·坎贝尔先生，他也是北得克萨斯大学的，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我进行非常专业的指导。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埃里克·梵·史兰德先生在档案文献方面对我进行了成效明显的“援助”，令我感动。我还要感谢为数众多的“失落的第2营老兵协会”和“休斯顿号老兵协会”的幸存战俘的支持，他们给予我的支持，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美国军事历史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库纳兹先生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巨大。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两个孩子，贝卡和本，经常提醒我，不管我多么沉浸在我的工作中，也要花点时间陪陪他们。我的妻子珍妮佛，一直非常温柔、能干，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她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不放过任何能够给予我帮助的机会。如果没有她对家庭的照顾，我不可能如此彻底和高效地完成我的课题。谢谢你，珍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没有你们的鼎力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的。本书中出现的任何讹误都是我的责任，与他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