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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戏改与戏宰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乘火车赴欧洲考察戏剧的路途上,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程砚秋的戏剧改良意图和主张,就表示了批判和怀疑。马彦祥在《从程砚秋君赴欧说到旧剧》一文,劈头盖脸第一句就是:“程以这样匆忙的时间考察(六国),究竟会有多少成绩带回来,实在不敢预约……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在这些考察上,我总觉得有点枉费。”文章的最后,还说“旧戏在现在已经到走到了‘以伶为本’的末途,而且只是个人的,不是集团的,假如不早设法予以挽救,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马彦祥说对了,那时的戏曲改良是个人的,是“以伶为本”。结果非但没有失败,在三十年代还把古老的京剧带入它的黄金岁月。而1949年后的戏改,不是个人的,倒是集团的,并从“以伶为本”转到了“以政治为本”,“以阶级为本”,“以革命为本”,“以党为本”,其结果呢?还真应验了马彦祥那句“其失败怕就在不远了”。
  
  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找来周扬、刘芝明、阿英、田汉、崔嵬、马少波等人,研究成立戏曲工作领导机构的问题。请注意:这里没有一个艺人,没有梅兰芳,也没有程砚秋。之所以不让他们参与,显然是认为他们属于旧人物、旧事物、旧势力。而由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来领导和推动的艺术改革,从娘胎里就注定它不能走上一条按艺术自身规律发展的道路,哪怕这些“艺术领域以外的人士”可能是不错的作家、电影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朱德到会做重要指示,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在七百余名的代表中,第458号代表是程砚秋。和梅兰芳相比较,他的表现似乎更为积极,主动向大会提交了“改革平剧的三项书面建议”。这份建议书写得非常具体、非常专业。比如,他说“对旧有的戏曲形式和技巧,必须做彻底地了解,再斟酌着手,否则卤莽从事,会酿成不易挽救的大错”。他还要求建立国家剧院、国家戏曲音乐博物馆以及国剧学校等。
  
  11月3日,中央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局长田汉。副局长是杨绍萱、马彦祥。在这个局召开的第一次戏曲工作会议上,田汉明确了戏改的主要内容——对剧目的审定、修改和创作。“要使旧形式迅速为人民服务”,让“旧戏曲”成为“新文艺”的一部分。而实施戏曲审查,就是要以“人民大众的立场评价旧戏曲”,按照人民的选择来决定戏曲内容的取舍。这也就是说,戏曲的改革方式和推进力量将不是依靠其艺术主体。而是借助于行政力量和行政背后的政党力量,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与手段大规模介入戏曲剧团的日常工作、演出业务以及艺人生活。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弄懂这些指示的含义,包括被抬到高位的梅兰芳和程砚秋,似乎只有叶盛兰感受到它的巨大而潜在的威胁性(另文讲述)。
  
  程砚秋一直主张改良戏曲,特别是他到欧洲考察西方戏剧之后,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革新意识,认为艺人应该把戏曲改革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承担起来。所以,他对戏改局的工作抱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态度。从1949年11月到1952年,他亲率自己的剧团“秋声社”赴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1949年的11月24日,他在西安文艺界欢迎他的聚会上,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戏曲确实在向没落的途径上走着,为了挽救危机,我们对它必须改造、前进,把技术重新充实起来,好尽量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又说,“要建立设备完善的国家剧院,国家戏剧博物馆”,“对演员的生活保障要建立相当的福利机构来管理”。——听了这样的讲话,一方面感到程砚秋的诚意与天真,另一方面感到他心目中的戏改和官方的戏改相距甚远。12月18日,程砚秋率“秋声社”赴东北。这时他听到了“要在两三年内消灭旧剧毒素”的号召,整个东北地区禁演的剧目高达一百四十多个。一个通化县只剩了六出评戏。接着,就是艺人失业的消息,单是浙江嵊县失业的艺人就有三千多人。官方也不许艺人自己搞些民间演出活动。尽管他在东北地区的来来往往都有中共官员接接送送,12月20日东北人民政府设晚宴招待,12月21日他为高岗和东北局首长做了专门(《金锁记》)演出,但程砚秋的内心已经很难平静了。
  
  1950年2月9日,程砚秋致函中共意识形态主管周扬。信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改进中国戏曲,据我个人的见解,总以为要把全国各地的戏曲作一普遍而详细的调查,记录整理,综合研究。这样……一定还可以打破了故步自封的旧见而发生的一种新的动向。”他接连给周扬写了三封信,里面谈的都是戏。
  
  同年的4月,他去山东调查地方戏,后再去西北调查地方戏曲音乐。到西安习仲勋请吃饭,到新疆则受到王震、王恩茂、赛福鼎、陶峙岳、张宗逊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些高官都说自己是他的戏迷,其中一个师长和他聊戏能聊到半夜。而凡是在这里唱戏的艺人都私下里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见到您如同见到亲人了!”接着就是诉苦:“现在许多戏不准唱了,我们很恐慌,主要是不能维持生活。”程砚秋劝慰大家不要悲观。第二天,他在日记里把这些情况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写道:“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当然靠个人劳动做些小生意也可以吃饭。但已付出好多代价(学戏演戏)却换不来一饱,谁都会感到苦闷。”面对这样的现实,程砚秋也苦闷。在此期间,中央文化部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委员名单里虽然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但这只是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11月返回北京,程砚秋立即参加11月27日举行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戏改工作“出现了各种不该出现的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与干部修养相关。程砚秋说:“凡对戏改采取放任态度的负责人员,多半是对旧剧有相当爱好,甚至自己也会演唱,反之则易于采取强迫命令。”对于“普及”二字,他希望不要看得太死,对群众的某些迎合是必要的,否则无法维持。
  
  1951年,他又率剧团去华中、西南考察和为抗美援朝买飞机义演。年底,程砚秋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考察报告书。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是艺人生活问题。程砚秋说:“革命使好多人的生活脱离开旧有的方式而去另寻新的方式。看一看各地方戏曲艺人的生活,却非困苦挣扎所能想象的了。川剧的演员们,很多早晚只能吃两顿稀饭。”“江西河口地方,有一个剧团在流离困苦之中,陆续饿死的已将二分之一。我们写信给邵主席(即江西省主席邵式平),请求他就近调查急救,并同我们联络,研究帮助办法,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信。想是信函发生了障碍,事实上不怕没有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觉得,在戏(曲)改(革)工作中,似应加入必要救济一项。我们不能坐视许多演员因为生活问题,影响了他们的前进的心情,更不能坐视许多年老学识宏富的艺人在生活困顿中逐渐死去。”程砚秋对艺人生命的关怀说明他对戏改运动的忧虑和怀疑。
  
  这一年的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11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派人到程家送来工资。他附上一封亲笔信,以为抗美援朝捐献现金购买武器为由,婉拒官方所发工资。这里,我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程砚秋到1958年去世,没拿官方一分钱的俸禄,他始终在吃戏饭,从根本上守着一个艺人的本分。梅兰芳也是这样。
  
  1953年4月,他参加了对全国戏曲的情况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自己这两年来考察的戏曲仅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单就这一部分遗产的丰富性而言,就足以惊人和宝贵。可是“就在我们访问中间,也常常有些种戏曲,是仅仅存留着名目,声音、形象早已看不到、听不见了。推求他们没落的原因,多半是由于离开了民间基础……”对戏曲改革问题,程砚秋有着许多看法,提出了许多意见,或口头或书面地做了表达。他的表达,至今感动着我!因为包括周扬在内的文化行政官员在艺人面前一向神气十足,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和征服力。一个唱戏的,除了自己熟知的“唱念做打”、“西皮二黄”,就只配被宣布为“落后思想”与“旧习气”的代表。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面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只能俯首帖耳、恭敬从命而毫无作为。其实艺人心里也不服,有时也想有一番反驳,但拿什么反驳呢?没理论,没文化,也没资格。一些名伶虽有些文化,但过去的演艺生涯使他们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结交了国民党政府的要人、资本家乃至汉奸。带着这样的“历史污点”,这些大角儿为了避免严遭惩处,只有更加靠拢政府,哪儿还敢站出来对戏改工作说三道四呢。在当时的强大压力下,连梅兰芳这样最有资格讲话的人都知趣地放弃了话语权——当我们弄清楚这样一个背景,再来阅读程砚秋关于戏曲改革的文章、发言和书信,就势必感受到它非同小可的意义。
  
  1949年以后,不管程砚秋在政治上怎样积极,不管他与周恩来、贺龙、陈毅以及周扬等高官在私人交往上保持着怎样的良好关系,但在中共的文艺政策面前,他的上百个剧目,却被一一停演。1953年5月13日中央文化部《关于中国戏曲研究院1953年度上演剧目、整理与创作改编的通知》中所准许上演的194个剧目里,程派戏只有《文姬归汉》、《朱痕记》、《窦娥冤》、《审头刺汤》四个,新排的《祝英台》也未纳入上演计划。自己交给戏曲研究院的修改本也是迟迟不复。程砚秋极为不满,并委屈地说:“我是一直拥护戏曲改革的呀!”
  
  而围绕着一出《锁麟囊》上演的曲折经历,使他渐渐懂得:虽然本人获得很高的政治待遇,但自己的实际作用在缩小。角儿的核心地位已彻底颠覆,戏班内部秩序也完全打乱。在“政治性、思想性第一”的前提下,戏剧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演员的表演水准都成了次要因素。自己呕心沥血弄出来的佳作,在红色政权眼里可能就不是什么好戏;即使是有成就的艺术家,也不是想唱什么就可以唱什么了。而失去了对剧团、剧目的支配选择权,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自己的支配选择权。1957年春,在中央文化部整风大会上,程砚秋发言批评文化部原来的戏曲改进局(简称戏改局)禁戏太多,使各地方剧团几乎无戏可演,一时又创作不出新戏来,以致影响了只会演老戏的演员生活。他的情绪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戏改局不如改为戏宰局。”这使田汉等人大为光火。

  
  程砚秋原本是主张戏曲改革并想有所作为的,但在现实面前,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这场戏改运动吞没。戏改吞没的,不仅是一个程砚秋。五十年来,中国戏曲改革或左或右,或急或缓,或温和或激烈,对它的得失成败之评估却给后人留下一个长久的话题——长久到戏曲自身被这种改革吞没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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