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远在2013年时，有三个小孩：快四岁的小宝、三岁出头的翅膀，以及两岁十个月的米尼。当他们的爸爸妈妈觉得他们足够大了，就把他们送进幼儿园。

一开始，他们哭啊、喊啊，以此抗议和爸爸妈妈分开。但爸爸妈妈看着他们的眼睛，坚定地说：“每个人都要有独立成长的时间。”

后来，他们逐渐习惯了幼儿园的生活。在园里唱歌、交朋友、学规则……嗯，或者时不时地调皮捣蛋一下。

他们之前关于“我为什么要上幼儿园”的问题似乎都被时间和自己的新兴趣消解了。唯独一个问题留下来了，而且留在了爸爸妈妈的心里。

这个问题是：“妈妈，如果幼儿园像你们说的那么好，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来？”

爸爸妈妈们暗自觉得，这个困惑也许比大人们的回答还接近成长的真相——当下许许多多的幼儿园，阻隔了父母和孩子成长之间的联系。父母成了孩子幼儿园生活的观望者、甲方、验货员、短时间陪伴者……很少能成为孩子成长的同伴。

“如果幼儿园像爸爸妈妈说的那么好，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来？”——孩子这一提问背后，也许并不仅是大人们所认为的“妈妈爸爸为什么不能在幼儿园陪我玩”这个表面含义。

“只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我们就舒服了。”——孩子在大人的态度里，敏锐感受到某种真正的淡出和缺席。

“爸爸妈妈，如果幼儿园像你们说的那么好，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来？”

“如果三至六岁的成长真像你们说的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们要替我们接受那些不合理的社群规则？”

“为什么我们在成长，你们却龟缩回原来的生活里？”

请和我们一起努力长大吧。在更广大、更多元、更多可能性的空间里，长成更宽广、更有力、更好的人——这是孩子们给躲在问题背后的爸爸妈妈们的诚挚邀约。

但是，在许多隔着围墙、家长的任务只是“管接管送”的幼儿园里，这样的邀约是一封无法回复的信。

希望有那么一个地方，父母和孩子会在“单独学习和工作”的时间段分离，但他们却始终一起成长，会共同建立规则、一起缔造环境、携手发现世上的万事万物。在天地之中，在漫长的嬉游里感知彼此。这样的幼儿园，会是多美好的地方啊——小宝的爸爸妈妈、翅膀的爸爸妈妈、米尼的爸爸妈妈都这样梦想着。

但我知道，事情绝不是这样简单。

2010—2014年，中国幼儿教育已逐步呈现多极化发展局面。一方面，公立全日制幼儿园因为“正规、系统、收费低廉”，吸引着大部分家长的目光；另一方面，民办幼儿园大量兴起，类型多样：大城市的高端国际学校；由早教系统延伸而来的技能型半日班、全日班；单纯的民办营利性幼儿园；以“蒙特梭利”、“华德福”或“爱与自由”等为理念，进行实验的新教育园，等等，接踵出现。每到入学季，许多两三岁孩子的父母就开始他们的“幼儿园考察之旅”：比价格、比距离、比师资、比理念、比课程……到2014年，大相径庭、互相质疑对方发展理念的幼儿园越来越多，以致许多家长考察完周边的幼儿园，对“什么是合适的幼儿教育”越加疑惑起来。

因为米尼出生在10月，当时还没达到公立幼儿园“三周岁”的准入标准。所以，在他可以自己吃饭、上厕所，大略描述自己的感受，热衷结交朋友的时候，我们把他送到了离家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私立幼儿园。

我至今依然认为，那家私立幼儿园对两岁多的米尼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他们奉行“爱与自由”的理念，有六七十个孩子，混龄班，老师和学生配比大概是1∶5。除了明确清晰的基本规则外，对孩子没有过多要求。当然，作为家长，通常会对幼儿园的安排设置有不同看法。每当这时，我就会对自己说：“幼儿园的安排当然有自己的道理！跳出来说些意见，会给老师留下坏印象吧。为了孩子，还是算啦。”“肯定是米尼太调皮了，老师的判断怎么会有问题？”以及“较什么真儿，哪个孩子不是这样长大的？”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2014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爸爸突发细菌性脑膜炎，伴随癫痫、心脏猝停和重度昏迷，被紧急送入神经内科ICU病房。为了照顾爸爸，我在神经内科住院部待了五十多天。

如果你闲来在随便什么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遛一圈，就会发现，那里是个很奇幻的地方，里面挤满了各种猝发脑神经失序的人：有的人脱衣服脱到一半，中风倒地；有的人好好走在路上，只是摔了一跤，入院检查却发现患严重脑溢血；有的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就看到许多幻象……这个过程，好比电脑突然死机，又快速重启。病人刚刚回到这个世界的那段时间，发现物是人非，会有非常强烈的情绪波动，许多人觉得委屈、疑惑、愤怒、悲伤，甚至仇恨。这时候，心智半失，人的情绪就会毫无遮掩地显露出来：他的性情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与他人联结的基础是信任还是疑心重重？他能否忍耐、自控，甚至能否感受爱、呼应爱……这些在幼年时已经习得的性格特征，在生死关头却显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决定着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质量。

脑神经失序的病人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他们会失去部分记忆。像电脑丢失程序、恢复出厂设置一样，这个过程或快或慢，或多或少，但却在每个人身上发生。每个病人似乎都在搜肠刮肚地寻找他们的回忆。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在神经内科病房那样，让你深深地意识到：回忆代表着一个人感受过的一生。

爸爸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记忆缺失和混乱。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和妈妈都不认得。那时候，我非常想知道他的人生回忆还“存留”多少，就每天给他出记忆问卷，问他一些问题，比如“新闻联播几点播出？”“您叫什么名字？”“您以前从事什么职业？”“您什么时候结的婚？”“您孙子叫什么名字？”……有一次，我出的试卷里有这样一道题目：“你最爱的人是谁？”他听后，立刻像孩子一样哽咽起来，指着“考题”抽噎着说：“最爱……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每天都会来看我。”“现在也每天都来看你吗？”我问。“是啊，他们经常在我的床边走来走去。”他用手指揉着眼睛说。

在神经内科病房里，有许多老龄脑血管疾病病人，和这些人聊天，他们大都会告诉你，他们的爸爸妈妈经常来探望他们，甚至会煞有介事地描述，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带领他们回家——而这些人的父母其实早已亡故。通常，我们都把病人这套“已故亲人来探望”的说辞当作普遍幻象。可有一天，当我身心俱疲，靠在落地窗上看着外面宁静的大湖时，一个想法醍醐灌顶：不，那些说辞并非全然来源于幻象，那是当人身处命运深渊时，人生的回忆向自己发送的“信号”。

他们早已度过了生命的绝大部分时光，经历了衰老，甚至经历过生死，他们可能也把自己一路走来大半的“战绩”都遗忘殆尽了。此时，最渴望重新获得的，不是财富、事业，不是青春，甚至不是曾经狂热追求过的爱情——而仅仅是想回到生命中百分之百被爱着的时光里。那么，一个不确定自己真正被爱过的人，他们面对回忆时会怎么样？我无法想象。

情绪管理、对世界和他人的基本判定、对爱的感受力……这些孩提时的“课业”，成了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判定。

原来是这样，终其一生，所有的感受都将回到源起。童年的收获，很有可能是左右一个人一生的答案。

在神经内科病房盘桓的两个月时间里，这个看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映现在我的脑海中。

或者说，这是爸爸和所有脑神经失序的病人，送给我的一个礼物。

一个带着眼泪、悲伤和感慨的——觉醒体验。

回头看来，爸爸猝然发病那段时间，作为独生女，我是那么惊慌、孤独、失措和难过。我几乎每一天都忙乱不堪，每一天都躲起来偷偷哭。但在无常之中，心性也开始展露它的沉静，那些真正有力量、真正重要的东西湛然展现出来。

当我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而是“不同的童年，会有千差万别的人生，会有毫不相同的告别”时，一种崭新的、从未有过的力量开始潜滋暗长。

这股力量一开始很微弱，它是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的——我的孩子老去时，会怎样评判这个世界和他自己？

接着，它长大了一些，就常以反问句的形式拜访我——现在还来得及，不是吗？

最后，当它强烈到我认为必须呼朋引伴，做点什么时，它成了一句假设问句。我把它发送出去：“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能拥有自己的幼儿园……”

是的，这是我的“成长邀约”。我的意思是：真的不行吗？真的做不到吗？总比这样怀抱疑虑过下去好啊。无论如何再努力一把。就这样专心致志地做一次孩子们的成长同伴吧。也许，孩子会得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童年答案呢！就算最后不成功、白花了钱，也做一次看看，怎么样？怀着爱，一起在天地之间嬉游，这样的童年一定会给孩子留下深刻烙印吧？是啊，孩子，如果有一天，当我们远去的时候，当你们也老得不得不告别的时候，你们的脑海里应该也会有儿时奇趣的影子吧？就为了这个，单单为了这个，有人要一起玩吗？

下一秒，翅膀爸的回复就传了过来。他说：“既然想做，那就做啊！”

于是，我们真的开始了这场旅行——只不过，我从未料想到，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我将度过自己人生中最痛苦、最焦虑、最忧惧，却也最梦幻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