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的玛丽娜·尤洛瓦坐在四等车厢，她是这个车厢隔间里唯一的孩子，周围都是妇女，这些女人想要跟随她们的男人去前线。一个士兵穿过一排排的木椅，记录下妇女和她们跟随前行的哥萨克人的名字。当他问到她的爸爸叫什么、在哪儿时，玛丽娜很迷茫，沉默不语。

若要诚实地说，第二个问题玛丽娜不可能回答上来。因为前面的车厢里都是陌生的士兵，没有她的父亲。火车启程刚刚几俄里[1]，承载妇女的那节车厢忽然在空旷的铁轨上停下了：正当行驶的时候，它却老老实实地停在那里。火车站长希望她们安静下来，想遣散她们各自回家，显然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她们拉拉扯扯，怒气冲冲，又回到了小火车站，主管躲到办公室里，她们强行冲进去，差一点儿把他打死。只有一件事可以控制她们的怒火：准备好下一趟运载士兵的列车，把她们也带上。

这时，她们前面车厢里的哥萨克人唱起了战争歌曲；妇女们以情歌回应。只有玛丽娜久久地盯着士兵们看。他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题，她假称自己叫“玛丽娜·科列斯尼科娃（MariaKolesnikowa）”，并把自己的家乡说成是厄拉叶斯克的邻镇。玛丽娜本来不假思索就要去追她的爸爸，现在却被疑问困扰着。

她究竟在想什么，从家里跑出去—去冲向战争吗？如果有人知道她是上校尤洛瓦的女儿，他们会把她送回去的。因为上校肯定不会同意他的女儿上前线。

列车坚定不移地开往南方。越来越炎热，似乎很快就到达了亚美尼亚沙漠。一个妇女推测，这些士兵要去对付土耳其人。此时奥斯曼帝国还没有加入战争。但土耳其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俄国人不共戴天的仇敌，1914年何时清算这笔旧账只是个时间问题。俄国面临的境遇与它战争对手德国相似—已经开拓了两线作战：沙皇帝国在西线对阵奥地利和德国，在南线对付奥斯曼人。

但玛丽娜没有回头路可走。他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后来火车偏离轨道，他们不得不一直等着，直到能继续上路。植被越来越稀疏，给妇女们提供的膳食也越来越糟糕；她们的车厢要连接到其他的列车上去，随之还有更多的战士—至少它还没被完全忘记。旅行终于结束了—他们到达了土耳其边界。这里已经由一个红十字阵营发展成了一个简陋的居民点，居住着大约200名妇女以及她们的孩子。和平时期，她们的男人在这里履行着坚守边疆的职责。

没有人关心她们；没人觉得有责任。玛丽娜加入了行军的妇女当中，她只是简单地跟着她们跑，并不知道她们要去哪里—她应该有个目标。如果他们遇到哥萨克人，就会受到很好的款待，有丰富的食物；如果遇到从俄国其他地区来的士兵，就会有人向她们扔干巴巴的黑面包，好像他们是一群猪一样—玛丽娜几年之后想起来仍然愤愤不平。最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属于古巴—哥萨克的阵营。帐篷和战壕分布在一些半倒塌的石头建筑之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一支哥萨克部队正操练军刀，这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战争一定要发生，玛丽娜希望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几个哥萨克人走近这些妇女，询问她们丈夫的名字，然后指给她们要去哪个方向、联系哪个团才能找到。妇女们边说边笑，一个接一个地从队伍离开然后消失了。她们在炎热的中午到达。晚上，玛丽娜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哭泣，所有勇气和冒险精神此刻都离她而去。

后来，一个高大的哥萨克人来安慰她，他留着山羊胡，试图安慰她说，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你爸爸的。但这肯定不容易，因为玛丽娜倔强地坚持用玛丽娜·科列斯尼科夫这个错误的名字找。科斯洛（Koslow）军士因为他的胡子和由其姓氏科斯卓（Kosjol）而被称为—山羊（Ziegenbock）。他们当然都尊敬他们的长官，把她带过去，这时他说，这个小女孩将留在他们的军队，直到找到她的父亲。玛丽娜睡在科斯卓旁边，他给她提供饮食，但大多时候她都隐藏起来，因为上级并不知道她的存在。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根本没有他父亲的踪影，然而玛丽娜却开始越来越崇拜科斯卓。三天以后，他把她带到了军团的总部，军士不敢再冒险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了。这意味着：“女孩必须离开。我们这里不是孤儿院!”科斯卓拿走这个哭泣女孩破碎的蓝色连衣裙时，他做了一个影响重大的决定。从营地出来，他陪同玛丽娜来到军队的仓库，从一个喝醉的秃头那里骗取了一套制服。但这套衣服对女孩来说太大了，他买通了裁缝和鞋匠，他们将靴子塞上有气味的樟脑丸等东西撑起来，把衣服裁剪得刚好适合女孩的身形。最后玛丽娜把头发扎起来绑在脑袋上面，再用帽子遮盖起来。现在她看上去像一个苗条的年轻士兵。

虽然这个小女孩总是在拖后腿—但隐藏起来更好一些。玛丽娜竭力使自己对哥萨克人有用，尽管他们对此还有所怀疑。她声称，自己对马有诀窍，否则就白当哥萨克人了—但引来一阵笑声，因为她连动物的背都够不到。但这女孩并不惊慌，她把马蹄清理干净，用硬刷子刷洗它们的腿，原先持怀疑态度的哥萨克人，现在也温和地在一旁静静看着。对他们来说马和生命一样重要；谁能对付了马，谁就能赢得他们的尊重。有一天，科斯卓说：“我要把你训练成一个战士！”

[1] 俄制长度单位，1俄里≈1.0668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