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早期作为实业家的成功要归功于无情地削减成本和对底线的敏锐认知，但现在这个强硬而求胜心切的性情，基本上都隐藏在了那个他精心打造的彬彬有礼的政治家的外壳里。曾经有那么一次机会，丘吉尔在他身上瞥见过以前那个残酷的“螺丝贸易之王”[1]，于是他一直蠢蠢欲动地想要弄清楚“到底有怎样极端的怨恨”潜伏在“我这位和蔼可亲、谦恭有礼又精神抖擞的同伴”[2]体内。

对布尔战争抨击得最猛烈的批评家之一，是一位来自威尔士的自由党议员，留着浓密胡子、眼神锋利放肆的戴维·劳合·乔治。他挑起了日益增多的一系列针对张伯伦的人身攻击，宣称伯明翰制造的武器和其他战争补给品的销售给乔和他的朋友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直接瞄准心脏，他把他的敌人描绘成一个冷漠无情的花花公子，当“六千英里以外”的士兵们因为他而惨遭屠杀的时候，他却“漫步在他的兰花之间”[3]。1901年一位政治新闻记者曾写道：“几乎没有人愿意‘与乔正面对抗’，只有一个人这么做了，并且还顽固地坚持着。那就是劳合·乔治先生，一位斗志昂扬、火眼金睛的小威尔士人，发现了欺负张伯伦先生的乐趣。”[4]

劳合·乔治那热情洋溢而慷慨激昂的演说成功地把他打造成了一个民族英雄，但也差点导致了他自己的暴力死亡，那是在十二月的一个寒冷夜晚，他去伯明翰市政厅为一个自由党集会演说，而成千上万的暴民包围了那座大楼。

当劳合·乔治在楼里演讲的时候，人群用锤子攻击了大门并冲了进来。那座漂亮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顿时变成了双方阵营交战的战场。石头和酒瓶横飞，窗户都被砸碎了，玻璃像雨一样朝所有人落下来。当一波愤怒的抗议者咆哮着“叛徒”[5]涌向讲台时，一小队警察护送着劳合·乔治向大厅另外一面撤退，并准备反击。

因为担心暴民们占了上风，当地的一个传奇人物——足智多谋的警察局长查尔斯·拉夫特尔让劳合·乔治换上警服伪装成了警察，并护送他从备用通道离开了那座大楼。这位政客完成了一次干净利落的逃跑，但却有数名暴民和警察在冲突中受了重伤。一个年轻人被杀了。《泰晤士报》报道说：“报告说有很多人头破血流。”[6]而令当地自由党协会惊愕的是，他们被命令要承担那座大楼所有的损失。

当在伦敦的丘吉尔得知这个消息，他不敢置信地摇了摇头，然后立刻拿起笔给伯明翰一个著名的保守党熟人写信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写道：“看到今天报纸上关于暴乱的消息让我觉得十分恶心，我希望保守党和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他说，这整件事都让他想起一些“以前的故事”[7]。他提到了1884年曾有一次，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伯明翰举办的某个集会上，张伯伦的一些支持者也闹过事。乔曾经高声否认自己和这个事件有任何关联，虽然他和伦道夫当时对立而且经常互相攻击对方。温斯顿现在担心张伯伦又想让自己的老把戏重演，只不过这一次，这个卑鄙的手法看起来一反常态地十分极端。

而张伯伦的话对事态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他说虽然他“对损失深感遗憾”，但他“不能因为伯明翰市民抗议劳合·乔治先生的出现就责怪他们什么”。[8]当被一个议员问到为什么人们会让劳合·乔治逃跑了时，张伯伦故意忽视了这个问题，仅仅说：“所有人都关心的事就是没人关心的事。”[9]但这座城市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批判乔可能会引火烧身。在一场“好的党派斗争”里，张伯伦几周后说道：“当我被攻击了，我就会试着以牙还牙讨回公道。”[10]

这是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丘吉尔一直被自己怀疑是张伯伦的人策划了整件事情的念头困扰着。《泰晤士报》也暗示了这个阴险的联系，发表了一份由一位支持者发给在海布里的乔的电报，那是当地一个名叫约瑟夫·彭特兰的著名政客，一个学校董事会的副主席。这份电报在那位自由党议员刚刚勉强逃脱不久就发来。彭特兰在电报里自豪地宣布：“劳合·乔治这个叛徒没被允许说一个字。两万市民和其他人都毫无例外地信任政府，并赞美您为国王和国家所做出的独一无二且毫无保留的贡献。”[11]

丘吉尔越是思考关于那次暴乱的事情，就越是心烦。那时候他对劳合·乔治并不那么了解，但他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私下里说他是“一个粗俗唠叨的小无赖”。[12]但无论如何，想到一场政治博弈能如此轻易地演变成群众暴动，他很是义愤填膺。虽然他很喜欢拿政治博弈和战争比较，但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应该是通过言语和思想来战斗，而不是武器。（“停止谋杀，开始辩论”是他在1920年新芬运动里，给爱尔兰共和党领袖的忠告。）为了把事情做好，他明白必须要做出一些困难的选择，而这个过程往往很煎熬且很不招人待见。他很乐于和他的对手光明正大地对骂，有必要的时候还会转换忠诚的对象，但总是有个限度，而张伯伦却跨过了这个底线。这是温斯顿的成长中另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也再一次窥见了爱德华时代的黑暗。

他对在伯明翰的那个保守党熟人说，用来对付劳合·乔治的这种方法已经不能仅仅用“可耻”来形容，更是一种“自我毁灭”。“想到如果劳合·乔治先生被暴徒殴打甚至残忍杀害，将会对帝国在南非的事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我便不寒而栗。”[13]  

[1]　“贸易场上的年轻人”，《清教徒》（Puritan），1899年10月。

[2]　温斯顿·S. 丘吉尔，《当代伟人》（Great Contemporaries），第73页。

[3]　艾莱斯顿，《张伯伦家族》（The Chamberlains），第135页。

[4]　“崭新的下议院”，《活着的时代》（Living Age），1901年3月16日。

[5]　“伯明翰抗议布尔战争集会上发生暴乱”，《纽约时报》（NYT），1901年12月19日。

[6]　“劳合·乔治先生在伯明翰”及“伯明翰暴乱”，伦敦《泰晤士报》（Times），1901年12月19日。

[7]　1901年12月19日温斯顿·S. 丘吉尔写给J. 摩尔·贝利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03页。

[8]　“伯明翰和自由演说”，《回声报》（Echo），1901年12月19日。

[9]　艾莱斯顿，《张伯伦家族》（The Chamberlains），第136页。

[10]　“我不会让步”，《每日邮报》（Daily Mail），1902年1月13日。

[11]　“劳合·乔治先生在伯明翰”，《泰晤士报》（Times），1901年12月19日。约瑟夫·G. 彭特兰是个印刷商，曾在伯明翰学院董事会任职，后任职于市议会。

[12]　1920年10月2日温斯顿·S. 丘吉尔写给谢恩·莱斯利的信。吉尔伯特，《丘吉尔》（Churchill），第425-426页。

[13]　1901年12月23日温斯顿·S. 丘吉尔写给J. 摩尔·贝利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