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认为政府的改革计划不过是个幌子，昂贵的军队扩张才是其真实目的。于是在下议院就此事进行辩论的第一个晚上，他花了一个小时将其批判得一文不值。这是他政治生涯里最好的演讲之一——有说服力、实用性强且有先见之明。

在他赢得国会选举之前某一年，丘吉尔受邀与一位事业发展到了尽头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家共进午餐。这位小名叫“君宝”的威廉·弗农·哈考特爵士，是一位“福斯达夫式的人物”，他喜欢透过金边眼镜盯着这位期待获得他青睐的极富可塑性的年轻人，并对他“耳语几番国会的秘密”。每每当他因为自己的玩笑乐不可支的时候，六英尺三英寸高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的每一寸都在颤抖，而其中一大半他已经重复了很多年了。但年轻的丘吉尔仍然听得很认真的样子，他十分想知道未来会怎样。于是他问那位老人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事？

威廉爵士答道：“我亲爱的温斯顿啊，我这一辈子的经验让我确信什么也不会发生。”

他只是半开玩笑。在这个被英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统治的世纪里享受了自己漫长而繁华的一生以后，英雄迟暮的威廉爵士生活在一个舒适的世界里，而不是《荒凉山庄》里莱斯特·戴德罗克爵士生活的那个不同的世界——“一个被太多的珠宝商的棉花和细羊毛包裹起来的世界，他们听不到更广阔的世界里车水马龙的声音，看不到自己还在围着太阳转”。丘吉尔比同龄的大部分年轻人都超前，他已经着眼于那个冲击着他生长的秩序井然的世界的广阔天地，并且已经打起精神准备迎接那不可避免的冲突。

20世纪20年代，当丘吉尔回忆起哈考特的话，他评论道：“在我看来，从那时候起事情就没有消停过……我们航行在有着漩涡和涟漪的平静河流上，看起来离呼啸而下的瀑布还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但我们却已然在瀑布中被甩出去，并在它狂暴的急流里苦苦挣扎。”[1]

对1901年那个急于求成的年轻丘吉尔而言，未来仍然阴云笼罩，因为事实上有太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还在操控着这个国家。他自己党派的上层阶级全是些白胡子老头，以形象威严的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为首，他那个拥有哈特菲尔德宫的赛西斯家族从伊丽莎白时代起就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索尔兹伯里在自己的巅峰时期是极为精明的政治家，如今却已然变得十分沉闷而颓废，也越来越疏于日常事务的处理。他总是感觉呼吸困难，这迫使他只能端坐在椅子上睡觉。（他于1903年逝世，后来有传言说他是从椅子上摔了下去导致一条腿受伤，然后发展成了“腿伤溃烂引发的败血症”。）许多年来他唯一做的运动是，在他房子周围的柏油小路上非常缓慢地骑一辆巨大的“古董三轮车”，上坡的时候还有仆人在后面帮忙推。

“他看起来很享受他的运动，”一位哈特菲尔德的游客回忆起这位首相时说，“但总让人觉得恐怖，生怕他被那些都把他当成猎物的孙子们中的一些伏击了。”（其中两个被他们母亲发现在小路附近的一堵墙上准备了“巨大一壶水”等着索尔兹伯里过来。）[2]

日益衰退的视力和记性烦扰了这位首相最后的时光。他习惯性地在上议院里打盹，浓密的胡须垂在他胸前。有一首叫《矮胖子》的讽刺诗里嘲笑说，唯一确定能让他保持清醒的公众事件是“一场管乐团比赛”。在一次漫长的官方庆典上，他半睁着自己模糊的眼睛昏昏欲睡地打量着房间，忽然朦胧地感觉到有个人正站在旁边朝他微笑。他转过去对另外一个人悄悄问道：“我这位年轻朋友是谁？”传回来的答案是：“您的大儿子。”

索尔兹伯里野心勃勃的前任私人秘书寇松勋爵，对这位年迈的政治家拒绝退休的行为不能理解，私下批评他是“顶端上那一截奇怪、强大、高深莫测、才华横溢却碍事的朽木”。在丘吉尔国会生涯早期的一个晚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政客一起和索尔兹伯里共进了晚餐，回想起那天回家的路上，他们之中就有个人大声地猜想了执掌如此高位的感受，“还有快要死了”的感觉。[3]

有一种猜测广泛流传着，那就是无论索尔兹伯里什么时候离任，接任他的都将会是他忠于职守却傲慢的外甥——亚瑟·贝尔福。（傲慢源于某次他出访纽约，被告知一栋新摩天大楼是防火的，贝尔福轻蔑地瞥了一眼然后说：“真可惜。”）为了确保塞西尔家族在他死后能继续长期影响公共事务，这位首相在他的行政机关里安插了许多亲属，其中包括一个任职海军大臣的女婿。政治媒体因此开始称政府为“无限制的塞西尔旅馆”。贝尔福是身居要职的三位外甥之一，曾经有一个批评家尖刻地评论道：“一位斯巴达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儿子都献给了她的祖国。我们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奉献了他的外甥们，在爱国精神上丝毫不落人后。”[4]  

[1]　温斯顿·S.丘吉尔，《当代伟人》（Great Contemporaries），第23页。

[2]　马尔科姆，《空置的宝座》（Vacant Thrones），第8页。

[3]　吉尔摩，《寇松》（Curzon），第128页；温斯顿·S.丘吉尔，《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第370页。

[4]　露西，《贝尔福议会》（The Balfourian Parliament），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