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尼把新娘交给了新郎，温斯顿则给了穿着礼服的母亲“一个巨大的拥抱”来表示自己的支持。他对婚礼并不热心，但他并不想让她失望，而之前他也声明过自己不会试图影响她的决定。他在给她的信里说，她唯一需要“考虑的就只是她自己的幸福”。

1901年2月10日夜里，筋疲力尽的丘吉尔回到了家。此时，他已经在世界各地冒险五年有余，共计旅行超过六万英里。在梅菲尔的一幢富丽堂皇的陶土色大楼里，堂兄桑尼借给他的舒适房间正等着他回来，里面积攒了一大捆的信件和报纸等着他拆看查阅。他应该闲散地休息几个星期，处理这期间落下的各种事务，重新熟悉在被赫伯斯·乔治·威尔斯称作“现代世界那个大雨滂沱的中心”——伦敦的生活。连每天睡同一张床都有了一种新鲜的乐趣。就像他后来所说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每个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要演讲一个小时或者更多，还经常一天两次，再加上没完没了的旅途奔波，通常都是在夜里，基本上很少能在一张床上睡两次。而这之前一年更是要么行军，要么战斗在根本没有屋顶和床的地方。”[1]

但他早就计划好了回来以后的安排，因此除了短暂休息基本没什么机会享受其他。在穿着貂皮裹得像熊一样的爱德华国王举行了国会开幕大典四天以后，丘吉尔穿着一身祭奠前女王的孝服出现在那里，看起来得体、庄重而高贵。那天下午他作为新议员宣誓了，只等了不到一个礼拜就发表了自己的初次演说。其他不那么著名的新成员，往往要过数月甚至数年才敢在议院里演说，但丘吉尔迫不及待地要利用之前的宣传旋风脱颖而出，并证明自己值得被关注。毕竟他近期已经举行过更大型的演讲，所以他并不畏惧国会里聚光灯的耀眼光芒。

但无论如何，这次的听众是前所未有的。下议院聚集了本土许多最好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他们懂得一切修辞技巧，彼此针锋相对磨炼技巧多年，经验老到。早在丘吉尔还蹒跚学步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一些便发表了自己的初次演说。下议院由瘦弱但从容高贵的亚瑟·贝尔福领导，就在丘吉尔出生之前，他赢得了自己的初次选举，很早之前就确立了自己的名声，作为一名经验老到的辩论家，他以能迅速推翻对手论据的机敏推理著称。而在野党那边，公认的大师是四十九岁的赫伯特·阿斯奎斯，这位毕业于牛津的律师以其直率而有条理的风格，被其自由党的同僚称为“大锤子”。[2]

在巡回演讲上已经演示了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丘吉尔现在打算要证明自己能充分透彻地阐明观点。为了已经等待多年的这一刻，他花了很多天反复琢磨和牢记自己的观点，以确保不会出任何差错。他在自己房间的镜子前假装自己是在议院里演说。这后来成为他习惯性的准备方式，也适用于其他类似的困扰。一个朋友回忆道：“一整天，都能听到他低沉浑厚的声音在反复审查自己的论据和遣词造句，伴随着响亮的敲家具的声响从房间里传出来。”

一切都要是完美的，从整理得一丝不苟的长大衣翻领到紧握的拳头在空中挥舞的方式。他决定把自己的主要观点列个小单子在演讲时拿在手上，当作最后一层保护措施。他对自己强大的记忆力十分自信。他曾向一位国会速写作家吹嘘道：“如果我看了一篇文章四遍以上，就能把它完美地刻在记忆里并能随时没有任何疏漏和错误地背诵出来。”[3]

几年前，他曾经在一篇叫“修辞学的脚手架”的文章里总结过自己关于演讲术的一些观点，推断说所有伟大的演讲都把普通的词以舒适的节奏说出来，从而令人对复杂的观点印象深刻。他尤其推崇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1896年对金本位制的激情批判：“你们不该把带刺的王冠硬压在劳动人民的额头上，你们也不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从他刚成年一直到晚年，为了发现那些能成为被他在某次随笔里称作“政党的口号和民族的信条”的醒目排比句，丘吉尔的眼睛和耳朵一直紧密协调合作。

虽然为自己作为年轻冒险家的名声而自豪，但他希望自己也能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被认可和尊重。他并不后悔接受大学教育，但他永远是自己最好的老师，独立阅读帮了他很大的忙。在政治斗争中，他希望以知识作为武器胜出，带着丰富的论据和比对手更深刻的对问题的思考投入每一场辩论。当其他的政客们满足于从报纸和政党小册子上获得信息时，他求知若渴地阅读了不计其数的书。他政治生涯早期一位评论员非常有趣地记录道，丘吉尔开始“和蓝皮书一起生活，抱着百科全书睡觉”。而他身边一些亲近的人很怀疑他有没有睡够。他的一位家族朋友这样写过：“他的工作能量和他对工作的激情一样惊人。他到底有没有休息过或者睡过觉，我真不知道。”[4]  

[1]　温斯顿·S.丘吉尔，《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第363页。

[2]　加德纳，《先知、神父和国王》（Prophets，Priests and Kings），第27页。

[3]　加德纳，《先知、神父和国王》（Prophets，Priests and Kings），第105页。

[4]　詹姆斯，《丘吉尔》（Churchill），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