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

1941年5月的一个周六，临近午夜时分，一波战机出现在伦敦上空，在皎洁的月光里显现出清晰的轮廓。然而，当它们呼啸着掠过威斯敏斯特大桥，整个街道都被点燃了，大火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爆发出来，大本钟也被弹片击中了。无情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国会的辩论厅。屋顶瞬间倾塌，过道也纷纷塌陷，而那些在过去数十年里见证过无数次著名辩论的绿色真皮长椅都被坍塌的钢筋石料掩埋了。唯一屹立不倒的只剩下被火烧焦得面目全非的墙。

第二天下午，伦敦的一部分街区仍然在燃烧着，烟味四处弥漫，温斯顿·丘吉尔来到国会大楼视察灾情。这是阿道夫·希特勒对大不列颠开战的第二个春天，而丘吉尔出任首相刚刚满一年。出乎所有人意料，被炸得漆黑而千疮百孔的大本钟经受住了炮火的摧残，依然顽强地在准点报时。由于空袭发生在深夜，大楼里基本无人，因此只有三名遇难者，其中包括两名警察。然而放眼整个伦敦，所有医院的急诊室都爆满了，伤亡人数超过三千。情况几乎比闪电战那晚更惨烈。

丘吉尔穿过凌乱的碎石堆，驻足在几根烧焦的横梁旁，沉重地凝视着废墟。这个没了屋顶、历经沧桑的房间，被直射下来的苍白阳光点亮了，充斥在空气中的灰尘在光束里乱舞。除了能让人领略到敌军的战术意图，那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幸存。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不过是经受过当代战争洗礼的珍贵建筑名单里最新上榜的一个。然而更深层的损失是它作为伦敦政治生活中心的象征，无异于代表伦敦政坛承受了当头一击。火光闪过，希特勒的炮弹便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世界最重要的民主政治的代表之一。就像丘吉尔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老下议院被炸得支离破碎了。”

对丘吉尔而言，这个损失也是私人的。首相自从四十年前第一次踏进这个房间以来，在这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彼时，他还是个满脸雀斑的红发青年，身形瘦弱，却有一双锋锐的蓝眼睛。他后来说，就是在这里，“我学到了我的手艺”[1]。而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曾作为迪斯雷利的盟友、格莱斯顿的敌手站在这里。他那出生于美国的母亲——不屈不挠的珍妮，也曾坐在女士旁听席自豪地看着丈夫慷慨激昂的初次演讲。从20世纪初期和当时的政坛大腕约瑟夫·张伯伦斗智斗勇，到后来又挑战约瑟夫的次子——内维尔（内维尔在20世纪30年代曾严重误判希特勒），丘吉尔曾在这里经历了和盟友、政敌的无数次唇舌交战。

也就是在这里，他享受过凯旋的喜悦，也承受过失败的苦楚；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演说，偶尔也有那么一次无趣的；获得了许多褒奖，也激怒了少数一些人。在他政治生涯早期的一次声嘶力竭的辩论里，一个政敌气得跳起来抢了发言人的国会法规合订册砸到他脸上，丘吉尔顿时血流满面而让他终身难忘。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危机期间，当他在这里发表支持英王的言论时，反对派的咆哮声响彻整个房间让他不得不沉默，这也让一些人预言他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

就在希特勒的战机往这里投下炸弹的三天前，既是丘吉尔的老朋友也是长期竞争对手的戴维·劳合·乔治曾在辩论里挺身而出，抱怨挫折令人沮丧，直言战争前景黯淡。那天是5月7日，星期三，那次该算是他在这个老辩论厅的最后一次演讲里，丘吉尔对劳合·乔治的悲观看法给予了激动人心的回应，他激情澎湃地声明了自己对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心：“我确信我们没有必要惧怕暴风雨，来吧！就让它咆哮，就让它肆虐。我们必将安然度过。”

但不会有谁能想到，暴风雨这么迅速地呼啸着摧毁了他演说的这个地方。

而今，俯视着这个在腥风血雨的周六夜里被摧残成废墟的房间，他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不断流淌下来。站在他近处的记者注意到：“他丝毫没有试图忍住眼泪，甚至没有想要去擦。”他一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脚就像在瓦砾堆上落地生根了一样，在阳光里久久伫立着。有那么一瞬间，他看起来就像是在空袭里奇迹般幸存的雕像。

再一恍惚，他已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果断地决定：“辩论厅必须要完整复原重建。”随后，他转身小心翼翼地走回到了等候他的专车上。人们聚集在外面，大街上四处散落着炮弹的碎片，“水沟被风吹来的烧焦了的纸片填满了”。嘈杂的背景声里夹杂着“玻璃被炸得叮里当啷的声音”，一位目击者后来曾形容这是战争中“最恐怖的声音之一”。但丘吉尔没有表露出任何优柔寡断或者沮丧的迹象，他处之泰然地挥手示意，而人们也激动地呐喊着向他致敬。

历史向来是成王败寇，丘吉尔晚年的光辉形象背后，这个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努力攀升至显赫地位的故事却长期被忽视，偶尔言及也仅仅是他当时太过激进以致声名扫地被逐出政府。但其实从多个方面来看，这恰恰是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多姿多彩的时期，将他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段令人振奋的时期，充满了高度的戏剧性、政治阴谋、非凡的勇气和严重的误判。

丘吉尔深信自己应当早早地便有扬名立万的机会，长时间的蛰伏对野心勃勃急于求成的他而言十分难以忍受。当他在65岁那年终于成为首相之时，他已经有了十足的准备胜任这个职位，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是不再是那个令人兴奋和着迷的青年。

毫无疑问，经过其毕生的准备和努力，这位在国会废墟里流泪的伟人已成为更好的领袖。在遥远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只有二三十岁的他已经成功登上世界舞台，成为一名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青年才俊。早期经历的所有精彩和挫折都是使他成为二战胜利者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当时举世瞩目的政坛新星，年轻的温斯顿怀揣着成功的梦想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却以戏剧化的失败告终，令人震惊的陨落一如他的横空出世。于是四十多岁时，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俨然一个大势已去、退隐江湖的人。

一如丘吉尔晚年坦陈的那样，他年轻时被严重误解，以至于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怪人，虽然后来也是，但当时更招人憎恨和排斥”。[2]而他后半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年轻时的诺言。

[1]　莫兰，《日记》（Diaries），第131页。

[2]　1950年10月20日温斯顿·S. 丘吉尔给帕梅拉·（普罗登·）利顿的信（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