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戒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1]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2]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拔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拔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3]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蛰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

10月1日：“妓女昵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

10月2日：“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

10月5日：“其有始终如一结果美满者又几何？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

上述各条，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1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攫人，半避狐媚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进德，先戒奢；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4]东晋时梅赜伪造的《古文尚书》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说法，意思是：人心是危殆的，道心是细微难见的，人必须精细察别，专一保持道心，使行为永远恰到好处。朱熹等道学家认为这是“尧舜相传之道”，誉为“十六字心传”。蒋介石同意“人心惟危”的说法，说明他为自己设立的堤防即将崩溃，“岌岌乎危哉”！果然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几天后，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先生休矣！”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游离尘俗，闲居适志，于我固已难矣。因近来心绪甚恶，不知如何为行乐事也。”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5]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自能实践。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凌民，畅谈往事，蒋自觉“往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塞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

9月24日：“欲端品，先戒色；欲除病，先遏欲。色欲不绝，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若污，奈何甘入下流乎！”

[1]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4月23日。

[2]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4月27日。

[3]　介眉致蒋介石函，手迹，蒋介石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倷，你；寄拨，寄给；告代，交代。

[4]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11月4日。

[5]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