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赴粤之所以迟迟其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对此，蒋介石1931年4月13日日记有所说明：“上午，在寓整理旧稿，见十三年春复仲恺函，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不能转移其方针，乃只有赴粤任事，以图逐渐补救。与大姐及吾妻喟然叹曰：余当初反共到底，不去广东任事，则总理亡后，国民党当为共产党消灭，中国亦无挽救之望。此冥冥之中，有数存乎？余阅此稿及致精卫最后函稿，则可以无愧于色矣！功罪是非，当待盖棺定论也。”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曾在演说中高度评价孙中山，被留俄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有“崇拜个人”之嫌。同时，还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共产党，蒋答以“须请命孙先生”，因此，又被讥为“个人忠臣”。这些，也使蒋介石对中共产生了不满[1]。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和小室静谈话时称：“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又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们将乐于和日本携手。”[2]可见，他在接受“俄国援助”的同时，已经准备抛开俄国，寻找新盟友。

五　左右之间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在联俄、联共等问题上，即有不同意见。孙中山去世后，迅速形成对立的两派，通称左派与右派。

蒋介石最初站在左派方面。1925年11月23日，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国民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等案。12月24日，在上海另立中央。同月下旬，广东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王柏龄等人准备示威响应。28日晚，蒋介石从汪精卫处得到有关消息，当日日记云：“王柏龄糊涂至此，可恶殊甚，严电阻止，不知有效否？”

当时，蒋介石反对在军中形成派别。1926年1月2日日记云：“下午，对各将士痛诫纷争派别之恶习，不禁泪下。”当时，在黄埔军校中，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是左派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2日，他约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两派干部开联席会，限令高级官长退会，同时要求双方干事互入两会，企图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4月，又进一步要求两派组织同时取消。

“三二○”事件后，右派纷纷做蒋介石的工作，企图争取他站到自己一边。4月3日，刘峙、古应芬、伍朝枢三人陆续见蒋，进行游说。蒋介石日记云：“右派徒思利用机会联结帝国主义以陷党国，甚可叹也。”同月5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反映，广州右派计拟召开市党部大会，举行示威，蒋介石立即函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加以制止。次日，蒋介石并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我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

蒋介石反对右派的立场一直持续了很久。北伐期间，樊钟秀一直在河南南部活动，组织军事力量，企图响应北伐。1926年8月，蒋介石听说居正、谢持有离间樊钟秀等与北伐军的打算，愤怒地在日记中写道：“彼等诚反革命矣！”[3]同年9月16日，蒋介石会见田桐、周震麟后，在日记中留下了“其语不堪入耳”的记载。

不过，由于蒋介石在联俄、联共问题上和西山会议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因此，最终必然会走到一起。1926年5月22日日记云：“总理责任交给国内青年，愿以能奋斗之青年辐辏国民党，然而非欲党员对三民主义疑为不澈底之革命也。如言不澈底，则俄国革命迄今仍未澈底也，不革命一语，为宣布革命党员之死刑，闻者无不反对，革命必致破裂。应联合革命的新旧党员对外也。”这段日记，已经喻示着他和西山会议派矛盾的溶解。

六　革命观

蒋介石精心制订的军事计划被俄国人轻易地否定了。他满怀期望访问苏联，却没有得到什么具体成果。但是，他却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

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遇到过一个名为赵世贤的中国青年，相谈融洽。离开苏联时，蒋介石又和这位年轻人作了一次谈话：“略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此后，蒋介石即力图摆脱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并力图和左派及中共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1926年3月8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决“大方针”。蒋称：“中国国民革命未完成以前，一切实权皆不宜旁落，而与第三国际必能一致行动，但须不失自动地位。”同月30日，又在日记中表示：“只要大权不旁落外人之手，则其他事皆可迁就也。前此政府事事听命于外人，以致陷于被动地位，此非外人攫夺之故，而精卫拱手让之也。”5月21日日记再云：“革命须求自立，不可勉强迁就。世界革命应统一指挥，但各国革命政权仍须独立，不能以用人行政亦受牵制。”这时，蒋介石孜孜以求的是他能独立自由地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当年12月，蒋介石听说托洛茨基将要出使中国，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29日日记云：“党务、政治不能自由设施，则虽胜无异议于败也，托氏来华，或能改正而本身应具独立之心也。”

蒋介石的苏联之行还使他得到了一条经验，即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他开始致力于“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和努力，并以此为指针，处理国民党内的左右派纷争。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俄国革命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4]同月26日，他与邵力子谈话，强调“革命以集中与统一为惟一要件”[5]。不久，他即派邵力子赴苏，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中国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谁妨碍革命的统一和集中呢？蒋介石觉得是中共。1926年3月9日日记云：“共产分子在党内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内部分子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于是，他的第一步便是限制共产党的发展。1926年5月14日日记云：“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5月16日，他访问鲍罗廷，表示“以两党革命，小党胜于大党为忧，又以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为忧”。5月27日，他在高级训练班致开学词，声称为“集中革命势力”，加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应退出共产党。6月8日，他明确向鲍罗廷提出：“共党分子在本党应不跨党理由。”

由于鲍罗廷等人的抵制，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目的未能实现。此后，蒋介石日记中不满共产党发展与活动的记载日增。如：

1926年7月3日日记云：“各处宣传，多是CP，心滋不悦。”

1926年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

1926年8月30日日记云：“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

这样，他虽然知道“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表示“余不敢违教分裂”[6]，但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和共产党“分裂”的道路。

苏俄创立了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没有想到，蒋介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以对付共产国际和中共。

七　结束语

蒋介石的日记表明：1.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和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思想基础。2. 在若干问题上，早年的蒋介石与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左派之间有一定分歧。这些分歧，属于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并非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后来在这些分歧基础上演化为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并进而演化为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是不幸的、令人遗憾的。3. 蒋介石既是一党专政主义者，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者。在蒋看来，他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真理的化身，凡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反对他的人都是“败类”或“反革命”，都需要加以“制裁”。1927年2月，他在南昌演讲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7]这段话，典型地表露出他的个人中心心态。同一时期，他在日记中表示：“鲍罗廷固为小人，而一般趋炎附势，不知党国为何事者，更可杀也。”[8]这一段话，是对他上述演讲中“革他的命”一语的注脚，不久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已经在此埋下了伏笔。  

[1]　蒋介石1923年10月11日日记云：“闻有人以余昨日演说，为有崇拜个人之弊。甚矣中国人自大之心，及其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领袖，此青年之所以言易行难而一无成就也。”12月13日日记云：“阅留俄同志致中师函稿，有忠臣多而同志少一语，甚为骇异。少年浅躁自满，訾议道义，殊堪叹忧。吾观今世，损人利己之徒，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其实决不能成事。梦蒙尘羁，徒见其作伪日拙而已。”

[2]　FO. 405，Vol. 252，pp. 431～433.

[3]　《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1926年8月21日。

[4]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6月30日。

[5]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6月26日。

[6]　《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1926年5月14日。

[7]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8]　王宇、高墉、正垣编《困勉记初稿》卷6，第3页，蒋中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