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煽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1]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 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2]。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3]

2. 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4]

3. 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5]。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6]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7]。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8]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9]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10]。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章出任，陈其美也不会安枕。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11]。于是，陶成章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12]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13]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14]。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事略》又说：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15]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此函既表现出章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也曲折暗示着刺陶案的隐微复杂的背景。

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的早年，指1919年到1926年，时当33岁到40岁之间，这一时期，蒋介石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共产党合作，是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期。但是，历史不能割断，一个人的思想也不能割断，因此本文的考察范围将适当下延。

一个人的日记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本文所用资料，以蒋介石留在大陆的日记为主，少数地方则以其他资料参证。

为什么考察从1919年开始呢？因为蒋介石此前的日记仅存片断，其他已在福建永泰作战时失落。

一　吸纳新潮，崇拜旧学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他把“研究新思潮”列为自己的学课[16]，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阅读《新青年》始于1919年，至1926年，在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

1919年12月4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1919年12月5日日记云：“上下午各看《新青年》杂志一次。”

1919年12月10日日记云：“看（《新青年》）易卜生号。”

1920年4月9日日记云：“在船中看《新青年》杂志。”

1926年4月21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1926年4月22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1926年5月5日日记云：“看《新青年》。”

五四以后，各种新式刊物如雨后春笋，但蒋介石对《新青年》似乎情有独钟，除该刊及北京大学罗家伦等编辑的《新潮》外，别的刊物蒋介石很少涉猎。  

[1]　魏兰：《陶焕卿先生行述》，《陶成章集》附录，《陶成章集》，第436页；参见前引太炎口述、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

[2]　《回忆辛亥》，《辛亥革命史丛刊》（二），第163页，中华书局，1980。

[3]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286页。

[4]　《陶成章集》，第444页。

[5]　《光复义勇军纪闻》，《民立报》1911年11月28日；参阅许仲和《章炳麟撰龚未生传略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8页。

[6]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2年，见《章氏丛书》三编。

[7]　《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0日。

[8]　《杭州电报》，《民立报》1912年1月11日。

[9]　同注7。

[10]　《越铎日报》1912年1月12日。

[11]　《陶成章集》，第436页。

[12]　《民立报》1912年1月12日。

[13]　《民立报》1912年1月14日。

[14]　《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陶成章集》，第438～439页。

[15]　《却与黄、陈同宴书》，《大共和日报》1912年9月19日。

[16]　蒋介石1920年1月1日日记云：“预定今年学课如下：一、俄语。二、英语。三、哲学……十五、新思潮的研究。”见毛思诚摘录本《蒋介石日记类抄·文事》，未刊，蒋中正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均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