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国时期的一天，刚到北大任教的辜鸿铭梳着整齐的小辫子走进课堂，北大学子顿时哄堂大笑。辜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这句话在民国初年成为了保守派的经典辩词。生活在时局骤变的年代，辜鸿铭的一生在“头上有辫、心中无辫”的矛盾挣扎中度过。
　　
　　辜鸿铭留着辫子，穿着旧服，却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他为“三妻四妾”滔滔辩解，却终生不负发妻；他一生推崇皇权，却当中赋诗蔑视慈禧太后；他一生游历多国，获13个博士学位，精通9国语言，却轻视西学，痛骂洋人，推崇中国文化，吹捧中国人，甚至为大清王朝留下最后一根辫子（至1928年死的时候还留着）。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他是天生的怪杰，又是时代的怪胎，是辛亥革命之后半封建、半共和、半殖民社会的“活化石”。
　　
　　其实，不彻底的辛亥革命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和辜氏一样，处在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矛盾中，只是大多数人是“头上无辫、心中有辫”。
　　
　　正当先施百货蒸蒸日上时，先施公司决定招聘女售货员，以方便女顾客。但是当时女主内男主外、女人在家相夫教子的观念依然盛行，招聘启事贴出一个多月无一人敢来应聘。先施百货的老板娘霍庆棠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披挂上阵做起了公司化妆品部的售货员，还带动两个小姑和她一起来售货。她仪态端庄，善于辞令，熟识货品，服务周到，深受男女顾客欢迎，一时间“三个女人同台站”的佳话传遍上海、香港和澳门。后来，霍庆棠还带头剪去发辫，从此女性短发的干练之风迎来思想解放之风。
　　
　　像巾帼英雄霍庆棠解放女性劳动力一样，民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解放国人思想桎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人的思想准备显然还不够充分地迎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
　　
　　1903年的一天，正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因看不惯大清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伙同邹容、张继闯进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挥起剪刀亲手将姚的辫子剪掉。
　　
　　或许陈独秀是强行剪掉大清命官辫子的第一人。如此偶然的事件却是陈独秀悲壮一生的写照。虽然大清王朝头上的“辫子”不是他剪掉的，但是他却穷其一生智慧剪掉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十二年之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举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大旗，猛烈抨击孔孟旧文化，倡导新文化。一时间中国知识分子群起响应，新思想呈现百花齐放之势，纵观上下五千年，如此思想解放运动也就只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和当今“新文化运动”两次。
　　
　　大清王朝苟延残喘迟迟才倒下，辛亥革命的爆发却显得突然。虽中华民国以民主共和昭示天下，但天下人并未真正理解民主共和为何物，更惆怅于孔孟之道如何摆正。新文化运动以“四个提倡、四个反对”鲜明立场，彻底给国人洗了一次脑，倡导新的价值观，剪去缠绕国人灵魂的“辫子”。
　　
　　“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即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任何运动都要“师出有名”，“一种力量只会被另外一种力量推翻，而不会被一种理念推翻”，但是另外一种力量的源泉恰恰是一种理念。中国民族企业在“荒凉”的华夏大地生根发展，首先需要思想家来拓荒开路。
　　
　　这是一场“迟到”的思想解放运动。早在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就已经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传经布道，为西方资本主义降下甘雨。卢梭、伏尔泰等“天赋人权、民主自由”的呐喊，一百多年后才传到中国，才真正被国人听到。
　　
　　当然，历史是最好的结论。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惊人相似；不会随意模仿，但会必然相遇。
　　
　　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中国，突然闯进一位名叫“公司”的洋人。中国开始仇视他，厌恶他，后来不得不接纳他，依赖他，最后甚至被他改变。这就是公司的力量。
　　
　　普遍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互为作用的。民主之政治，带来自由之市场；天赋之人权，带来自由之劳动力；平等之思想，带来自由之竞争。而自由本身，带给企业无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