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贺昌从香港回到上海，仍住在孟渊旅社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刘少奇和何葆贞都来看过我们（少奇和贺昌过去在安源曾一起工作过，我和葆贞在武汉时也曾 共事过）。邓大姐还含笑地批评贺昌说：“土豹子（同志们给贺昌取的绰号），你可不要大男子主义啊！要多多照顾慕兰，怎么还没满月，就让她跟你一起坐海船 啊？”贺昌说：“正因为她产后体弱，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我才等她生了孩子和她一起动身的。我自己照顾她，不是比别人照顾得更好吗！”说得大家都笑了。
　　
　　到了北方局所在地天津，我仍是做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工作。1930年6月，我带了贺昌写给党中央关于北方局情况的报告到上海，住在龚饮冰家里。他是党在 上海的地下交通工作负责同志之一。他们夫妇俩都是我的湖南同乡，住在南京路永安公司后面。这时，恩来同志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李立三任中央宣传部 长兼中央秘书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亲自到龚饮冰家里来，交给我一份党中央的机要文件，就是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决议案，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行动纲领。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差不多都执行了这个决议。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 下，前后虽只三个多月，却使各地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的损失。
　　
　　我带着李立三起草的这个决议案回到天津后，心里很怀疑，觉得这样似太冒险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再加上贺昌跟李立三在安源 时就很熟识，对李立三比较信任，所以他就积极地执行了立三这个“左”倾冒险的错误决议，并按照中央的要求，把共产党、青年团、工会、农会和妇女会的领导机 关都合并成一个“行动委员会”，由贺昌任总指挥，准备举行武装暴动。不料还在准备阶段，就被敌人盯梢发现，暴动因此流产。不仅是北方局领导的天津、北平等 地，其他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准备发动的武装暴动也都先后失败了。这是大家在“左”倾冒险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盲目行动所付 出的惨痛代价。
　　
　　暴动失败，党的机关遭到破坏，北方局的许多领导同志如天津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委书记薄一波、北方局宣传部长陈复等先后被捕。而贺昌和我则因于 1930年9月到上海去开会而侥幸脱险。贺昌看到这么多亲密的战友因为自己的错误领导而不幸被捕，心里非常难过。这时，周恩来、瞿秋白同志已从共产国际回 国了，立即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立三同志在会上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责任，并沉痛地作了检讨；贺昌等许多参加会议 的各地领导同志也都在会上作了严肃而深刻的自我批评。李立三被撤掉在中央的领导职务，调到苏联学习去了。贺昌也被撤去北方局书记的职务，让他进一步学习、 反省。这时我们已从龚饮冰家搬到西摩路（现陕西北路）一家酱园店的楼上居住。我们每天从后门进出，跟楼下酱园店的老板和伙计都不交往，所以并不引人注意。 那时，原先在团中央和贺昌一起工作的关向应、任弼时同志经常来看望贺昌，他们也都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过检讨，但他们都是党性很强的好同志，都决心吸取教 训，改正错误，并商量决定，一起向党中央请求，把他们下放到江西苏区去，跟毛泽东一起打游击，决心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锻炼、考验自己。不过这些情况 当时我都不知道，直到中央批准后，贺昌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