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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龙华狱中下篇

  被捕的第一天在南市区公安局关了一夜。第二天就被转押到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我们八个女工被关在一间大牢房里,睡的是像 北方的火坑那样的大通铺,窗户很高,在里面根本看不见外面。这里原先已关有一个女犯人,她的丈夫因犯了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她受株连被一起抓了进来。关 了一段时间本可以释放出去,但她却不愿出去,请求看守所长让她仍旧留在监狱里照看丈夫,同时给看守所的士兵和犯人们洗洗衣服、缝缝补补的,居然得到看守所 长的“恩准”。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出去做娘姨,帮人家做家务,总要比关在牢里自由得多。她说:“你们不知道,做娘姨要通过职业介绍所,是要有保人的,谁会做 我的保人,又有谁会要我这样的犯人老婆去做家里的娘姨呢?在这里给士兵和犯人们洗补衣服还可以赚一点钱,改善一下自己和丈夫的伙食哩!”我们听了都很同情 她。她丈夫也是个穷人,逼得无路可走,才铤而走险去偷去抢的。她只是个家庭妇女,如今被连累得“自愿”留在监狱里苦度岁月,真是够可怜的。不像我们,虽然 被捕入狱,但外面还有工会在支持和设法营救我们,会有出去的日子。天下穷人是一家,在狱中与她相识,我们就好比是她的女儿一样,于是大家就叫她“干娘”, 并对她说,愿意义务帮她洗衣缝补,赚得的外快都归她。那女犯人大概有四十多岁,听了我们的话激动得眼泪都流了下来。我们还给她讲外面的事情,说这个不公平 的世道总有一天会变,我们都会有出头之日,不会把牢底坐穿,他们夫妻将来也一定会有出狱团聚的一天……我们主动与她搞好关系,对我们也很有益。她是个“自 愿犯”,在狱中能够自由地进进出出,狱中的灯是通宵不熄的,她每天晚上坐在灯下缝缝补补,就可以替我们放风,掩护我们在狱中的活动和斗争。


  
  我们入狱后不久,彭湃同志也于1929年8月下旬不幸被捕,关到龙华监狱。他是中共第五届、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敌人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要 犯”,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大革命时,他领导了广东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是赫赫有名的“农民大王”,身份早已暴露,验明正身后报了上去,很快就要批下来执 行枪决。所以他入狱后,就公开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且抓紧最后的时间,向看守所里的士兵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穷苦百姓争取解放的思想,做争取工作。他 对士兵们说,当年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建立了红色政权,虽失败了,但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是最多的,将来力量强大了,这天下由谁来主宰还不知道呢!正巧看守 所士兵中有个班长是广东人,曾经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因为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在上海,就跑到上海来投亲,并且通过哥哥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 里的一个小官僚,介绍进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当班长,管十二个士兵(整个看守所有好几个班)。他认识彭湃同志,如今见到彭湃成了重犯死囚,觉得既难过又 惭愧,一见面就把头低下了。彭湃的记性也是很好的,一看这个班长就觉得很面熟。因为他是死囚,关在一个单间牢房里,特别加班严加看守。正好晚上那班长给他 送茶水来,他就悄悄地低声问那班长认不认识他。班长说认识,并说知道彭被捕并已定了死罪,心里很难过。彭湃说:“那很好,你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看来你 还没忘本。”通过谈话,了解到那个班里有三个士兵跟班长很要好,可以帮忙掩护,于是彭湃就趁班长当班的时候,隔着上了铁锁的牢门,通过门上一个小窗洞口, 与他进一步悄悄谈心。彭湃跟那个班长说:“我们党要想派人打进这里来很不容易,你能不能看在过去一起搞过革命的情义上,利用你的班长职权,帮助我们照顾一 下政治犯,尽你职责范围以内的可能,对他们稍为优待一点?”那班长慨然应允了。彭湃又对他说:“请你去转告他们,我是彭湃,被捕了,请同志们一定要注意: 第一,绝对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第二,在狱中不要急躁,务必要忍耐,不要为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找当班看守们的麻烦,否则只会给自己增加麻烦、加重处罚;第 三,我们的党一定会胜利的,大家一定会见到光明的,对革命的前途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如果外面有社会关系,就尽量通过关系保释出去,继续努力为党工作。”
  
  那时,关押男犯人的牢房一共有三条弄堂,其中关的绝大多数是政治犯。那位班长就把彭湃的三条嘱咐向全体男女政治犯们分别作了传达。同志们虽然被捕入 狱,但还是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听了班长传达彭湃同志的三条嘱咐,更是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八个女犯在帮“干娘”洗衣服的时候,一边洗衣一边还 哼着歌,当然不能唱革命歌曲,而是唱些《孟姜女哭长城》之类的民歌小调。这歌声被彭湃同志听到了,他就问那个班长:“听说女牢里也关着政治犯,我听见她们 在洗衣服时还唱歌呢!”班长说:“是的,关了八个罢工的女工。”彭湃问他:“里头有没有识字的人啊?”班长说:“她们都说不识字,但我感觉到里头有一个身 材矮小的可能识字。”彭湃就托班长设法找那个可能识字的女犯来与他谈谈。于是班长就在他那个班士兵值夜班的时候,自己拿出钱来请值班的士兵去打牌赌钱,安 排我隔着牢门的窗口与彭湃同志见了一面。因我们彼此都是熟识的,他告诉我,这个班长过去参加过海陆丰农民运动,很可靠,还帮助他向外面传信。
  
  1964年,我在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时,看到了一封彭湃同志的亲笔信,其中就有两处提到我,一处说:“此外,慕兰我们亦与之通讯,亦嘱她向守卫我 们的特务队方面作活动。”另一处说:“指导慕兰从中活动……”20世纪80年代,袁溥之来信说,广东省党史委员会整理出版《彭湃文集》时也收录了这封信。 她还把该书的清样(P.99~101)寄给我,要我写文章回忆当年彭湃同志在龙华狱中领导斗争的情况。


  
  那时从狱中传给地下党组织或家属的信件,都按照事先的约定送到互济会开设的一家铺子里。互济会的前身就是济难会,是北伐战争时期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组 织的。大革命失败后,济难会改名互济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专门负责营救被捕革命同志和慰问救济被捕、遇害同志家属的一个组织。互济会的交通员接到狱中传出 的信,通常会给送信的人五块钱作为酬劳。那时士兵的月饷只有三块钱(可买一担大米),班长也只有五块钱。所以他们每个月替我们向外送一封或两封信,不但是 帮助我们做了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种外快收入。旧社会官场里有两句话,一句是“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一句是“瞒上不瞒下”。他们给我们送信, 上面当然是不知道的,但下面则彼此心照不宣。何况看守所的那些士兵都很崇拜《水浒传》里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汉。那位班长就向士兵们宣传说:“彭湃就 像梁山泊的英雄好汉那样值得敬重,我们都很讲江湖义气,就是杀了头也不能出卖朋友。”所以在班长的领导下,共有四个士兵曾替狱中的同志们向外送过信。信送 出去后,有些同志的家属就给狱中的亲人送衣服食品等东西,当然得先给看守所长和看守的士兵送礼或送些钱。看守所长也跟士兵们一样,来个瞒上不瞒下。因此, 我们在狱中就能做到内外联系不断,而且根据组织上的指示,在牢房里建立了与地下党组织经常不断的联系。


  
  不久,彭湃同志慷慨就义。他被捕后,曾通过狱中对外联系的秘密渠道,向中央坚决表示,不要实施劫狱营救计划,敌人戒备森严,劫狱不成反会造成更大的损 失。他从牢房里被押赴刑场的时候,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彭湃,我的牺牲是值得的,同志们保重!共产主义万岁!”反动派 如临大敌,派了一个排的士兵押送彭湃到刑场执行枪决。据说有些士兵在刑场上举枪时手都在发抖,一连打了好几枪才执行完枪决。
  
  彭湃的英勇牺牲对狱中的难友们是很大的震动和教育,有的人悄悄地哭了,有的人低声哼唱着《国际歌》,有些人则满腔悲愤默默无语,好多人一连几天都难过 得吃不下饭,但大家都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中央向全国各地被监禁的战友们传达了彭湃同志临刑前对战友关怀的三点指示。大家遵照彭湃同志的嘱咐,本着忍 辱负重的精神,坚持忍耐,避免了在狱中进行绝食反抗的做法,以免徒然招来镇压以至牺牲。正如列宁所说:“牢狱,是锻炼革命战士意志坚强的学校。”
  
  我们同时被捕的八个人,在狱中非常团结,互相照顾得很好。牢里发给犯人穿的囚衣都很大,我身材矮小,虽然已怀了孕,但穿上那么大的囚衣,别人都看不出 来。但同志们发现我吃不下饭,老是呕吐,就知道我怀孕了,都不让我再跟她们到井边去车水洗衣服,而是让我跟着“干娘”,帮她做些缝缝补补的轻便活。我们在 洗犯人们送来需要洗的衣服前,都很仔细地把衣服的口袋翻出来进行检查,有时就会发现政治犯用铅笔写在草纸上的小纸条。犯人在狱中都不叫名字,而是被分别编 了号码来呼叫。比如有张条子上写的是:“我是七○四号,请帮助找到同时被捕的七○五号,问他在对敌人的口供里讲了些什么?”显然是为了两人的口供一致,对 付敌人。我们就把七○四的小纸条放到已经洗干净的七○五囚衣的口袋里,让七○五写了答复后,再放进已洗干净的衣服口袋里转给七○四。给犯人送回干净衣服的 事,是班长让我跟“干娘”一起去送的,这样就可以利用送洗衣服的机会,为狱中的难友们暗中联络,互通消息了。所以政治犯见到我们都很欢迎,说我们像天上下 来的仙女一样。记得有一位出狱后在安徽省委工作的同志,还写了两句诗:“墙外桃花墙内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诗表现了同志们在狱中经受严峻考验的坚强意志 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们被囚禁了一百天,其间只对我们进行过一次庭讯。审问我们的法官很年轻,问我们为什么闹罢工?我们说一天要做工十二个小时,实在太苦太累了,要求厂 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如果实在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改成十小时工作制,让我们有吃饭和一点休息的时间。有几位已生过小孩的大嫂还提出,厂里应该让她们有一 刻钟给孩子喂奶的时间;另外,女工产前产后厂里应该给两个月工资照发的产假休息期。我们还说,工人也是人,厂里不能随便打骂、开除工人,要求废除搜身 制……这些要求和条件都符合人之常情,并不含有政治倾向性。那位年轻法官大概还有点正义感和同情心,听后并没有申斥责骂我们,只说要对口供画押,问我们识 不识字。大家一齐回答说不识字。法官就叫我们在口供记录上画个十字。我画的时候还故意把手抖了一抖,连个十字都画得歪歪扭扭的,很像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乡下 人。从押我们受审的士兵们的目光和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只是反对搜身制、要求缩短工时和改善一点生活条件而已,这 算是犯了什么罪呢?当然,我们自己更是口口声声地申辩,是无罪冤枉入狱的。所以那法官最后就判决我们无罪释放了。
  
  我们能被释放出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外面的罢工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支持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多少也尝到了 些甜头。在一些小的细节方面就作了些让步,满足了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以求早日开工,攫取更多的利润。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也考虑到如果长期僵持下去,像当年 省港大罢工那样坚持一年多,工人们没有工资收入,家里的老小没饭吃怎么办,再说又不像广东那样有革命政府的支持,所以也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在双方都作些妥 协后,就下令纱厂、丝厂的工人都先后复工了。
  
  我们八个人在龙华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很好的锻炼,出狱时,工会派人来接我们回去,颇有点凯旋的味道。不仅仅我们这次罢工胜利了,1929年这一年 中,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革命力量有了一些恢复,党在各地领导的罢工斗争几乎都取得了不同规模的胜利。这就造成了1930年李立三同志 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错误地估计敌我力量对比,第二次再犯“左”倾冒险错误(又称“立三路线”)的客观原因。
  
  我在入狱前的罢工斗争现场上,曾经看到王明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来进行采访活动。后来在龙华狱中,王明也曾以总工会的名义来探过监,送给我们两块银元和一包大头菜表示慰问。那时他在党内并不出名。
  
  我出狱以后才知道,贺昌同志已经被党中央调派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了(先当宣传部长,后任书记)。当时党中央之所以设在上海,是因为上海有法国、日 本的租界,以及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租界是由外国人治理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在租界里随意抓人或搜查,所以中央机关设在上海就可以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环 境,更容易隐蔽党的地下工作。南方局是领导广东、广西、福建各省革命斗争的中央派出机关,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设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贺昌打电报给中央,请 求调我到南方局去工作。中央考虑,我刚从狱中出来,身体很差,又怀了孕,在上海工作不便,也无人照顾,转移一下工作地点也是必要的,就批准贺昌的申请,同 意派我去南方局工作了。
  
  1990年“七一”,在上海召开了龙华难友座谈会。中顾委委员夏征农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都是不同时期被关在龙华监狱的,不少同志直到全面抗战才出狱。虽然大家以前并不认识,但都有在龙华监狱斗争的经历,大家一见如故,都认为这是一生中的一段难忘的光荣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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