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机关调出后，通过江苏省委的安排，我到浦西区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十三厂去当学徒工。当时，能在厂里谋个学徒工的位置也很不容易，要拿钱去贿赂“那摩温”（上海人讲的洋泾浜英语NumberOne，即工头），同意后还要经过厂里老板的批准。我是由厂里党的地下支部负责同志想办法搞到了一个学徒工的牌子才进厂的。
　　
　　内外棉是个纺纱厂，学徒工就是整天做清洁卫生工作，打扫车间，特别是打扫厕所，根本不会让你学什么技术。说是学徒工三年满师、三年转正，在此期间却一点待遇也没有。那时的纱厂工人每天都是十二小时工作，早晨五点半钟就要起床，赶着排队进厂。工厂五点五十五分拉汽笛，汽笛声响完了就把大门关上，你再要进去就是迟到。迟到了要记过，如果迟到几次就要受处罚、扣工资甚至被开除，因此谁也不敢迟到。在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当中，没有休息时间，连中午饭也是轮流去吃，人停车不停，上厕所顶多只允许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带些咸菜和米饭放在饭盒里，就是这一整天的饭菜。这种生活，我虽然早有精神准备，看到工人姐妹大家都这样，也就不感觉苦，但觉得特别累。女工们除了拼命地干活外，经常要被工头呼来喝去，甚至打骂。工头们对于年轻的女工，有时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甚至动手动脚地调戏侮辱，姐妹们也只得忍受。这一切，都使我亲身体验到工人群众受资本家和工头们剥削压迫的苦难生活。在这段日子里，有时贺昌从外省巡视工作回到上海来，我俩还可以在旅馆里相会。6月下旬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地下党组织散发传单，我也参加了。我散发完传单后，只在饭篮子里留下最后的一张，打算自己留下学习和宣传之用，不料却被巡捕检查发现了。他盘问我：“这是什么？”我毫不惊慌，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是从地上捡来的。”又问我：“你捡来做什么？”我说我是纱厂里的女工，机器上的梭子常带有棉花飞出沾在身上、头发上，我看这张纸很干净，捡来打算包梳子用的。他当然不信，就把我抓进了巡捕房。内外棉十三厂在上海由英美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里，巡捕房实行礼拜天休息日制度，那天是礼拜六，直到礼拜一才把我送上公共租界的法庭审讯。那时的租界法庭号称“文明法庭”，有义务辩护律师轮流值班制度。我看到那天牌子上挂的义务律师的名字是江一平，他是上海大亨虞洽卿的女婿，在上海律师界中很有名气。法官问我多大年纪，干什么的。我说是纱厂的学徒工，十七岁（我虽已二十多岁了，但因为长得矮小，说十七岁人家也看不出来）。又问我：“你识字吗？”我说我刚从乡下来进厂做工，不识字。法官又非常严厉地斥问我：“这传单是哪里来的？你知不知道散发传单是犯罪的！是扰乱社会治安罪！发动工人罢工是共产党搞的，你听了什么人指使？你老实讲，我们可以从轻发落！”我抬起头，以茫然不懂的眼光，说话声音很小，土头土脑，慢吞吞地回答说：“法官老爷，我听不懂老爷的话，什么党呀？我是刚从乡下来的，什么都不知道，这纸上写的是什么呀？我只觉得这张纸头蛮干净的，打算捡了去包梳子用……”因为我装得挺像的，江一平律师在一旁就为我辩护说：“被告未满法定十八岁的年龄，又念其文盲无知，不够判刑的罪，再关押也没什么意思，请庭上宽大，当庭申斥训诫她几句就予以释放吧！”法官听律师这么一说，又看我真像个什么也不懂、刚进厂做工的乡下人，也就同意将我当庭开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