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入地下下篇 - 第3章地下奇兵 - 黄慕兰自传

第2节转入地下下篇

　　我记得很清楚，陈潭秋主持江西省委工作的时候，省委发的第一份文件，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份文件是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和其他决议案；第三份文件是党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通告批评以瞿秋白同志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两份都是转发中央下达的文件。1927年11月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一段时间内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此段时间，凡在一些革命力量十分薄弱而敌人拥有强大武力的地区，不顾一切的蛮干、盲目举行的武装暴动，大多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损失。这些文件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处于低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时要求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工会工作。
　　
　　早在南昌起义前，我们党已经估计南昌城是守不住的，因此起义胜利后没有几天，起义部队就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迅速撤离了南昌。部队转移后，我们留在南昌的地下江西省委工作非常紧张，也是非常危险的。敌人封锁了四面的城门，在城内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搜捕，看到行迹可疑的人就抓走。陈潭秋同志非常沉着，善于应变，他见我年轻，又怀了孕，怕敌人搜查问话时我会脸红心慌露出破绽，就教我只管低着头，不要看军警，装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当一回事的镇静样子。低着头干什么呢？可以擦擦煤油灯罩上的灰尘，扫地，或是做缝纫活，买些布料，给将要出生的孩子做小衣小裤或尿布。军警来时，我只要低着头干活不出声，由他一人来应付。陈潭秋同志的身份是店里的股东老板，遇到敌人向他查问店里的账目和资本情况，他都能对答如流，一副小老板的模样。搜查的军警还要进入住房内，到处查看有无可疑形迹。毕竟是正规军警，不像那些打了败仗溃退的士兵到处抢劫、调戏妇女，什么坏事都敢干。但他们盘问人时却很认真，你必须十分镇定，从容对答，否则一慌张，或回答时颠三倒四，就会引起怀疑。

　　
　　闲暇时，潭秋同志给我们讲了许多他的革命活动和经历，如在共青团安源地委任委员长时的工作经验、他所熟悉的党中央领导人的事迹，特别是对周恩来同志所表示的崇敬之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揭露和批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动人的历史故事，等等。他知道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还说笑话：《三国演义》上写刘备为了避免引起曹操的怀疑，在园子里种菜，韬光养晦。我们现在与徐老先生合伙开店，以小工商业主的伪装来掩护自己地下革命活动的真相，不就像当年种菜的刘备吗？从这些闲谈中，我们向他学了很多知识。1927年11月11日，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潭秋同志还写了一篇稿子，表扬鼓励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小姐架子，而且很快就适应了地下工作的新环境，言行举止都没有让人发觉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可能正是这个鉴定，成为一年后调我到中央工作的渊源吧！
　　
　　1928年1月间，希俨接到中央的调令，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去兼任特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吴德峰同志与他同行。希俨本是一介书生，只会拿笔杆子，文章写得很漂亮。如今要他投笔从戎，去做领导农民和军队的工作，虽然他完全是外行，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有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命令。当时我已分娩，生下杰儿只有三天，自然不能随他一起走。在南昌医院依依惜别之际，他低声嘱咐我：“如果到那边工作开展顺利，到时候就会派人来接你和孩子一起去团聚；如果万一有不测，就通过你的父母再转告我的父母，把孩子接回黄梅老家去抚养，长大了好继续革命。我们是革命的伴侣，党叫做啥就做啥，千万保重。”我只是含泪低头听他的惜别叮咛。我把他所嘱咐的话牢记心头，继续留在省委地下机关安心工作，同时又冀盼早日能再与他团聚。

　　
　　七个月后，令人难过的消息接踵而至。先是陈潭秋夫妇奉中央之命，要调到上海的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饶漱石又告诉我希俨已经壮烈牺牲的噩耗。他说：“潭秋同志隐瞒希俨已经牺牲的消息是不太对的……”我猛然间听到这样的话，简直惊呆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强忍悲伤回来问潭秋和虔直同志，他们这才对我说出实情：1928年5月间，希俨率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虽然他们早已得知，但考虑到我产后多病，身体不好，怕我一下子承受不了这一巨大打击，便决定暂时隐瞒，不让我知道，想找适当的时候再告诉我。如今中央下令要调他俩去上海工作，正想在分别前对我说明真相。我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早就明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道理，并且也有思想准备，但事情突然临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怎能承受？我既为敬佩的良师益友和亲密的革命伴侣希俨的牺牲无限悲哀，又舍不得一直像大哥哥、大姐姐一般对我热情辅导、爱护备至的潭秋夫妇的调走，真正是生离死别，悲恸不已。但在当时地下工作的环境里，是不能公开为希俨设立灵位、放声地哀号痛哭的，只能在深夜里独自默默饮泣，点点热泪滴在还浑然不知自己已永远失去了父亲的遗孤身上。
　　
　　潭秋夫妇是知悉希俨临别前对我的嘱咐的，安慰我说：“我们立志入党，就要为党牺牲一切。希俨同志已经实践了他的誓言。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要揩干血迹和眼泪，站起来继续战斗。你们虽是亲密的革命伴侣，但如今应该节哀，你绝不能过于悲伤，损坏了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振作精神，实现希俨的遗愿，一切服从组织的安排。现在孩子还没有满周岁，待他断了奶后，慢慢设法让你的父母来接孩子回去，再转交给黄梅宛家，使孩子在祖父母的抚养下平安地成长，你也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继续为党工作……”

　　
　　我只得含泪忍悲地跟潭秋、虔直夫妇依依惜别。我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虽然只有一年，他们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亲切而深刻的印象。万万没有想到，南昌一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俩了。
　　
　　希俨牺牲时刚满二十六岁，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的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我继续留在江西省委机关坚持工作，直到1928年12月接到党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这时孩子已可以断奶了，我就遵照希俨的遗嘱，给家中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到上海去继续升学进修，但身边带着个刚断奶的孩子不太方便，家里是不是可以来人把孩子接走，送回他父亲的老家，给他的祖父母抚养。母亲接到信后，带了二弟黄仲伊（彰任）如约前来九江相见（因为我已经买好了由九江去上海的船票）。那天正值岁暮严寒，风雪交加，三代人相抱而泣，难舍难分。此情此景，又怎能忘！在这一年中，我的乳水溶着泪水哺育着杰儿，年幼的孩子并不知道生父已为革命牺牲了，生母又服从组织安排即将离开自己走上征途。我却知道此番一别，天各一方，心中自然悲痛万分。但是，为所有的孩子谋求未来的幸福是革命人的职责。我含泪安慰母亲，相信定有革命胜利母子重逢的一天。妈妈也宽慰我，黄宛两家一定会善待希俨的骨血，叫我不必牵挂。
　　
　　我和母亲、孩子三人难舍难分之际，二弟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他已加入了共青团，但怕父母担忧，没让他们知道。我听了不禁破涕为笑，对二弟慰勉有加。母亲和二弟交给我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面致蚌埠警备司令唐蟒贤契亲启”字样。唐蟒乃唐才常烈士长子，他和弟弟唐有壬均为我父亲的学生，父亲的学生们对他都很尊敬。信的内容很简单：小女淑仪（彰定）去上海求学，一切请予照顾……母亲告诉我：“这封信你带在身边以防不测，万一半路上遇到军警检查，或有什么阻碍，你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不凡，就能平安通过。”弟弟的智慧，父亲的慈爱，为我设计周全，永志难忘。所喜一路平安，这封信在路上并没有派上用场，但使我懂得可以利用进步的上层关系或社会关系，对我们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作掩护。后来我们做地下交通工作的人，常使用这种方法，在自己的行李内放一封写给跟自己家庭多少有点关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将领的信，遇到检查或被怀疑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成为脱身的“通行证”。
　　
　　日后从家信中得知，我父母和弟妹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连他的名字也是我父亲取的：宛昌杰。这是纪念他诞生于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孩子在黄家住了半年多时间，由其祖父宛瑶峰亲自到武汉，把孙子接回家乡抚养。临别时我父亲还用红纸清清楚楚地写上孩子的生庚“八字”交给他的祖父，并祝福他平安长大，早日母子重逢。
　　
　　就这样，我忠实地执行了希俨的遗嘱，把孩子交给两家的老人悉心照顾抚养，使他能在平安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而我自己也再无后顾之忧，忍痛别亲人，毅然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更艰辛的战斗。一直到全国革命胜利后，才骨肉团聚。不久，又因受审查再次长期被隔离，平反后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圆。与希俨在大革命时代有深厚的革命情谊的章蕴大姐、袁溥之大姐见到昌杰，均深喜故人有子。说我们历尽艰难曲折，血亲不断，是党性、天性和政策性的统一。我想，这也是我奇姻、善因结善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