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革命上篇 - 第2章壮志慕兰 - 黄慕兰自传

第4节献身革命上篇

　　从小备受父母宠爱的我，又怎么会忽然离家献身革命呢？当时我对革命大道理还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动机只是反对家庭的包办婚姻。我的父母对我虽然宠爱有加，但还是不能摆脱旧的习惯势力。他们误听媒妁之言，从小就给我定了亲，对方是位娇生惯养、脾气很大的公子少爷，比我大四岁，大学还没有毕业，却已抽上了鸦片烟。我在周南女校读书时，就已听说了这件事。回家后就向父母抗议，不愿嫁给那人。但父母认为，一方面是看在媒人的面子上；另一方面是对方的父母也与我家有过友谊交往，已经订下的婚约，不好意思解除掉。于是只好再三劝慰我，让我先嫁过去再说。我难违亲命，1923年就与对方拜堂，正式成亲了。因为是铁路局黄课长家的大小姐出嫁，特意包了一节车厢，父母为我预备了丰盛的嫁妆。表面上看来似乎十分风光，但是嫁过去之后，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恶习惯，他不但抽鸦片，还随意打骂家里的丫环。虽然他还不敢打骂我，但我却觉得嫁给这样一个丈夫，这一辈子岂不完了吗？因此非常痛苦，郁郁寡欢。后来趁父亲前来探望我，我偷偷地写了一张小字条塞给他，请他无论如何也要接我回家去。1925年，父亲以母亲生病为由，叫舅舅接我回家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户人家。这时，正好赶上北伐大革命的高潮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父亲很崇拜秋瑾这位妇女革命先烈，而秋瑾也是因为对家庭包办婚姻不满意，独自去日本留学，参加了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投身于反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我以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革命先烈为榜样，对家庭包办的封建婚姻奋起抗争。幸运的是我父母开明，支持我走出家庭参加革命。

　　
　　1926年的春天，广东方面已经在准备进行北伐战争，粤汉铁路的工会亦对北伐予以支持和声援。潘炳文表兄经常给我家带来铁路工会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准备北伐的文章、传单、简报。我从中知道了广州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还开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领导骨干，特别是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下的广州妇女运动，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父亲和我一起学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学说和《总理遗嘱》：“深知欲达到革命之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先生著名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推动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兴起起了巨大的作用。父亲认为，孙中山先生从同盟会时期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晚年提出新的三民主义，实现国共合作，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父亲很热心地欢迎和支持北伐战争，认为这样可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理想。
　　
　　我的求知欲极强，又急于通过参加革命运动，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族权、夫权对我的束缚，求得自身的解放。正好这时，从铁路工会的传单上得知，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女工正在举行大罢工，我就在父亲的默许和支持下，带了一点钱，从武昌渡过长江，到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去支援女工们的罢工斗争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工会的人，他们问我的身份，我说是个学生，现在又是个家庭妇女，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慕兰。我说，读了他们的传单后，认为烟草公司的女工姐妹们所提出的要求和条件，都是非常合理的，决心走出家庭来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正在对谈中，遇到了在那里领导罢工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李子芬同志。他接见了我，并跟我谈话，询问了我的出身经历，我都如实地对他讲了。他说：“欢迎你前来参加革命，我介绍你去见一位妇女运动的领导人杜韫章同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章蕴同志）。”那时杜韫章同志是中共党员，任中国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的妇女部长。她接见我时说：“欢迎你参加革命。首先把你的长头发剪掉！”我感到很高兴，这不就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先要把辫子剪掉一样吗！就忙说：“好的！”立即去理发店剪掉了长发。回家后，兴奋地将这一切向父母亲报告，他们都对我的举动表示支持，还说我碰上了一位好的女领导人，这也是奇遇。就这样我离开了家里，搬到妇女部和总工会共同的招待所，和同志们一起住集体宿舍了。
　　
　　过了没多久，大约是6月下旬吧，李子芬同志找我谈了好几次话，让我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问我有没有愿望参加共青团。我说自己刚参加革命工作，非常需要有领导和组织上的帮助，这将对提高我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有决定性的意义，我非常愿意加入共青团的组织。就这样，由李子芬同志介绍我入了团。那时正处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好些革命的青年男女都和我一样，在这前后参加了共青团。大家都成了同志，好像比亲兄弟姐妹还要亲，感到非常兴奋。我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飞跃进步，是和杜韫章、李子芬同志对我的启蒙教育和辅导帮助分不开的。入团后，我当了杜韫章同志的秘书，她介绍我认识了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宛希俨同志。在北伐军还没有到达武汉之前，宛希俨跟董必武同志一起办《楚光日报》，并指导其他进步团体，开展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董必武同志时任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兼任民国日报社社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先驱、和蔼可亲的领导。宛希俨是报社总编辑，并兼市党部的宣传部长。他和李子芬、杜韫章同志一样，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那时，军阀吴佩孚占据湖北、湖南，军阀孙传芳盘踞在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一带。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分三路从广东出师，一路由第四、七、八军进攻湖南、湖北，四军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遣队，7月进入长沙，8月在湖北咸宁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战役中击溃吴佩孚主力，10月10日攻下武昌；第二路由第二、三、六军进攻江西，11月占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主力；第三路由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军，因敌人内部分化，于12月占领了两省。
　　
　　随着北伐军的日益逼近武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很多领导人也纷纷来到武汉，武汉即将取代广州成为革命的中心。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陈潭秋和董必武同志，以前都在湖北做过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很多学生都受到他们的启发教育参加了革命。其中一位是1994年逝世的袁溥之同志，当年她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妇女部长（湖北省党部和武汉特别市党部是并列的，都直属国共两党临时中央领导），她还参加过1924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大会上，认识了宛希俨和贺昌同志。袁大姐住在邓颖超大姐家中。那时邓大姐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何香凝的秘书。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一般人都尊称她为廖师母或廖夫人，而我们这些妇女工作干部则都叫她“何部长”。何香凝和廖仲恺一起，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帮助中山先生筹备革命活动经费、建立黄埔军校，出了很大的力。廖先生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和国民革命军的总党代表，所以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尊称何香凝为廖师母。

　　
　　在武汉特别市党部妇女部任秘书时，杜韫章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拟写标语口号，怎样草拟妇女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章程。好在我有相当的文化基础，对这些新鲜事一学就会，就这样跟着她一起去搞群众运动，一起筹备成立妇女协会的工作。因为事先都已做好了充分的筹备工作，等北伐军一到武汉，妇女协会、总工会、学生会、教师联合会、农民协会、商会等各个群众团体都挂出了牌子，宣布公开成立。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正好赶上迎接北伐军的各项工作，在革命实践中，为我思想认识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我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参加听团课、党课，时间是晚上七到九时，每次两小时。陈潭秋同志给我们讲党史和革命形势，讲为什么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参加国民党，搞国共合作。他从李大钊同志和孙中山先生结成革命友谊讲起：当时对孙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了一个字的不同提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国民党内的右派不主张“联”共的提法，要求改为“容”共。这一字之差，虽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了。“联共”说明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合作，而“容共”则使共产党附属于国民党，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因为事关国共合作的本质问题，是非争不可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同志当然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孙中山先生非常开明，主张仍要提“联共”，不能因妄改一字而影响到国共平等合作。对那些顽固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右派，他曾生气地说：“如果你们都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那我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就自己去加入共产党，你们觉得怎么样？！”这样，才算把右派的错误主张压了下去。这正说明了孙先生伟大的大公无私精神。可惜他在1925年就过早地逝世了，这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如果孙先生还在的话，就不会有1927年，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清党”反共，导致国共两党分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后果。以宋庆龄和何香凝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始终继承孙先生的遗志，踉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长期亲密合作，共同迎来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要纪念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忌日，并在天安门广场等一些重要场合悬挂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画像，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