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下篇 - 第2章壮志慕兰 - 黄慕兰自传

第2节我的童年下篇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黄家祠堂里出生的。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六个弟弟，但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按照家谱里规定的辈分排列，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里都有个“彰”字，给我取名彰定，字淑仪。大弟彰传，妹妹彰容，二弟彰任，三弟彰信，四弟彰健，五弟彰位。几代单传的黄家，到了我父母这一代，膝下竟然拥有二女五男，也可算是门庭兴旺了。
　　
　　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虽然我出生于贫儒家庭，但双亲都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连妈妈已经缠了的小脚都给解放了，我自然更不会受缠足之苦。回忆我幼时在父母那儿所享受的宠爱，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忧啊、愁啊和令人难过伤心的事。
　　
　　大弟弟彰传比我小三岁，两年后又有了彰容妹妹。妈妈在家里辛劳勤俭地操持着家务，因为忙不过来，请了一位保姆，负责烧饭、洗衣，还在房后小园子里种些蔬菜，饮用水是另外再请人挑的，每天也要好几担。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带我和弟弟回娘家去探亲的情景。外祖父家在浏阳东乡的乡下，那时中农人家住的房子还不错，有好多间，前面有一块大空地，是用来晒谷子的，庭院里养鸡养鸭，还种了几株桃树、梨树。乡下的妇女不论老少，都还是缠小脚的，按旧习惯，到六七岁时就要开始缠脚，那是非常痛苦的。把两只天然的脚掌，硬要用一层层的布裹成“三寸金莲”，脚掌、趾骨都要硬生生地被折断，怎么会不痛苦呢？我到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全都缠了小脚，只有我不但没有缠脚，还跟男孩子们一起跑来跑去自由地玩，她们看了都觉得很新奇。我妈妈就宣传我爸爸说的妇女放足的好处，说男女应当平等，妇女首先要解除缠脚之苦，这样不但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而且对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也有好处，可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我这个不缠小脚的女孩子，又爱唱歌，又爱读书，这些也都是乡下姐妹们觉得我们这些“城里人”与她们不同的怪事，这也反映了当时城乡差距之大吧。

　　
　　因为我们难得到乡下外婆家去一次，成了“稀客”，外祖母对我们分外热情，钟爱有加，天天给我们吃好菜，鸡呀，鱼呀，肉呀，都吃不完。我妈妈持家很节省，我家只有初一、十五才吃荤，家里来了客人才杀鸡，平常都只有素菜吃。我们浏阳人把牛当做耕田的主要工具，乡下是不许杀牛的，没有牛肉可吃。只有在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孔夫子的大典时，把牛作为祭祀的主品，叫“太牢”（羊是“少牢”），才可以杀牛。我父亲成了优贡之后，就有资格去参加祭孔典礼，祭孔完毕，与祭者可以分到一份牛肉。这牛肉就成了十分稀罕之物，也成了旧社会“书香门第”的一种引为自豪的标志，不是一般人家可以享受得到的。但对这十分珍贵的祭孔得的牛肉，我就是不能吃。我这个人有点奇怪，生下来就不吃牛肉，一吃就会呕吐。这是从小形成的一个习惯，倒不是后来父亲劝我信佛后才不吃牛肉的。在我们返城回家的时候，外祖母还让我们把喜欢吃的乡下土产带回家去，特别是我父亲最喜欢吃的笋干和茄子、冬瓜、豇豆等新鲜蔬菜晒成的干菜。
　　
　　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很快就篡夺了胜利果实，只是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牌子，政治上仍然十分黑暗腐败。这时父亲的思想转向信奉“实业救国论”。父亲在岳麓书院任主任教习两年，院长乃督军兼省长的谭延闿。父亲向谭建议开采锑矿和兴办铁路。兴办锑矿失败后，父亲受到排挤，愤而辞职。谭器重父亲才华，将他调入株萍铁路任文牍科长。株萍铁路局是三等局，科长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块银元，那时候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父亲每两年才回家一次，每个月寄三十块钱回家。我家住在黄氏祠堂的公房里，不用付房钱。那时物价便宜，一担（石）大米一百五十斤，只要三块钱；保姆的工资也很低。妈妈空闲时还做些刺绣、剪花等精巧的女红，让保姆拿到街上去卖，也有些收入补贴家用。由于妈妈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每月还能有些积余。

　　
　　从小我的记忆力就特别强。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教我念唐诗，我很快就能背诵如流；上学后，老师在一堂课里教的书，我只要读上两三遍就能够背诵了。妈妈出嫁前没有读过书，婚后，我父亲教她读了“女四书”，她也能够背诵；只是由于操持家务劳累，无暇练习写字。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离家外出工作，就由妈妈口述，叫我替她给父亲写信，遇到不会写的字，那就只好画个圈圈代替。每次父亲在回信里就把这些不会写或是写错了的字，一一为我改正，还表扬我读书写字均认真呢！在浏阳，每年阴历七月十五，要举行追祭祖先的“烧包”（就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要在纸袋上写祖宗几代的名字，进行祭拜后焚化。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就会照着字样描写了。想起小时候在父母堂前问字之乐，至今回味，犹有余甘！
　　
　　我三年级以前，在附近火官庙前的小学校上学，早晨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后来进了西城迎佛寺内读高小，离家有一段距离，就带午饭在学校里吃。妈妈很疼爱我，虽然家里经常只吃素菜，却常在我的饭盒里放些很香的豆豉蒸腊肉，这可是我特别喜欢吃的。我上高小的这所小学是女校，名誉校长是谭嗣同的夫人，她聘请了几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女教师，思想很进步，而且是决心终身不嫁的独身主义者，以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事业和争取妇女的平等自由权利为荣。这些老师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她们献身于女子教育事业，很爱护学生，从来没有像私塾先生那样对学生进行打骂的。即使偶有同学犯了错误，也只是要求她当众承认错误，再罚她在课堂上笔直地站立五分钟，这已经叫人够难为情的了。这样一种教育方法，使学生都养成了自觉用功和自尊自重的良好心理，也使学生们更加敬爱老师。记得每次上课，班长都要喊：“起立，立正，鞠躬！”老师也向学生鞠躬还礼。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情。小学时，我的国文、体操以及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毕业时荣获第一名。学校的工友把文凭送到我家里的时候，放了长长一串鞭炮。我妈妈当然很高兴，给了工友一个红包，自己家里也放起了鞭炮。这一来又惊动了左邻右舍，他们都说我高小毕业考了第一名，就好比是科举时代中了秀才，纷纷前来我家祝贺。邻居们前来道喜，都给我家送一挂小鞭炮以示祝贺；妈妈则做了三席酒菜款待贺喜的乡邻们。这也说明那时我们这女子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非常荣幸，是受到邻里们尊重的。
　　
　　我十一岁那年小学毕业，正逢南北两派军阀在湖南混战，湘军赵恒惕部赶走了北军张敬尧部。张敬尧部下的士兵非常之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当听说张敬尧的溃兵要路过浏阳北逃时，家家户户扶老携幼逃到乡下去避难。我曾祖母娘家有一周姓亲戚，住在南市对河的唐家洲，不在溃兵将要经过的大路上，妈妈就带全家人到周家去避难。周家是户半渔半农的中农人家，因为靠近河边，平时就捞些鱼虾，靠水吃水，同时也种些粮食、蔬菜，自家有房子，生活能自给有余，是一户非常忠厚的人家，对前去投亲避难的我们一家人，给予非常热情的接待。到了晚间，忽然听说有一些零星的张敬尧部溃兵可能会向这里流窜，我们只好跟着周家人连夜出走，躲在一个小山的后面。那时妈妈的奶水不足，为了怕三弟因饥饿啼哭，惊动溃兵寻声而来，我只好嚼了一点奶糕喂三弟。那天晚上紧张逃难的经历，以及听到人们所谈的军阀士兵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暴行，使我那小小的心灵中，对这个社会里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军阀势力有了模糊的认识，并萌发了将来长大后定要坚决反对和铲除军阀恶势力的抗暴意识。
　　
　　那场逃难，总算有惊无险地平安过去，我们在辞谢了周家亲戚后，很快回到家里。妈妈平时勤俭持家，好不容易才积蓄了两百块银元，逃难离家前，匆匆忙忙地把银元装在陶瓷坛子里，埋放在家里养鸡的鸡笼底下。回家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查看埋在鸡笼下的坛子，直到看见所藏的银元仍原样未动，才放下心。因为这番经历，我家对周家亲戚是很感激的，逢年过节，我祖父总要到周家去拜年送礼。他们家有人上门到我家来，我祖父和爸爸妈妈对他们都很恭敬，热情相待，大家相互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躲溃兵的事过后不久，湖南水灾泛滥，这时已在武昌粤汉铁路局工作的父亲就派了人来，接我们全家人到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的公寓居住。祖父年老恋乡，不肯离开浏阳，暂时留在老家；其他人就此告别了美丽可爱的故乡浏阳。

　　
　　粤汉铁路局要修建从武昌到长沙间的铁路，在路局任督办的詹天佑，就将我父亲调到设在武昌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局来工作。詹天佑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专家，他曾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北京至张家口段），在修建八达岭坡线中，他因地制宜运用“人”字形线路，减少工程数量，并利用 “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缩短了工期，至今在那里还有纪念他的铜像。父亲在株萍铁路局时工作就很出色，曾起草了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和人事奖惩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由粤汉铁路局局长颜德庆和詹天佑报送到交通部，获批准后在全国执行了几十年。父亲还写了一个《全国铁路建设意见书》，并由此获得交通部颁发的五百块钱的奖金和一枚“文虎奖章”。但后来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这个意见书的许多计划都无法实现。詹天佑很欣赏父亲的才干，就把他提升到粤汉铁路局来当文牍课长。粤汉铁路局是一等大局，父亲的工资也从每月六十元增加到一百二十元。他在铁路局前后共工作了十八年，工资从六十元起步，最后增长到一百八十元。当时铁路局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和银行一样，比其他部门要优厚得多，除了工资高外，年终还要发奖金，所以在社会上该局的工作被叫做“金饭碗”。我家由贫儒而变为小康之家，全赖父亲工资增加与母亲勤俭节约。父亲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当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热情的一种表现。父亲在工作岗位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并不能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施展，他的“实业救国”理想自然也无法实现。父亲后半生成为铁路员工，终身是笔耕墨耘的脑力劳动的开明爱国人士。
　　
　　我家在武昌一住就是十几年，先住在粤汉铁路公寓五十号，后迁至十二号。我除了1919年上半年到长沙周南女校去读过半年书外，也一直住在武昌，到 1927年才离开，算是住得比较长的一个地方。我很善于学各地的方言，特别是小时候，学起来很快，很容易。到长沙学会了长沙话，到武昌又很快学会了讲湖北话。粤汉铁路局徐家棚的宿舍区里，住着好些赴美留学回国的职员，原籍各不相同，我又向这些邻居们学会了上海话、苏州话和广东话。妈妈始终不善于学方言，与邻居们打交道，因为语言不通，每次都要我在旁边替她做翻译。我讲的各地方言虽然也不很标准，但后来参加革命，去的地方很多，能懂多种南北方言，这点本事对联系工作倒是很方便、很有利的。在这些与父亲同事的邻居中，有一位姓萧的车务处长，也是回国的留学生，他和詹天佑、颜德庆都是与我父亲友谊很深的好朋友。他有七个女儿，都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其中一位比我小十来岁的叫萧淑芳，后来成为著名画家吴作人的夫人。她自己也是位名画家，但是因为那时她的年龄还小，我们彼此都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父亲在粤汉铁路局任职期间，虽然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所长，但工作是很稳定的。他每天去上班，原先是坐铁道上用人力推动的“摇车”，后来自己买了一辆人力车（私家用的叫“包车”）。恰好我的一位表兄潘炳文到粤汉铁路局来找工作，一时尚未就业，就由他拉车送父亲去铁路局，还负责给父亲送午饭。后来父亲就把他介绍进粤汉铁路局去工作了。那时家里还请了位保姆，主要是做些洗衣、清扫等家庭杂务；至于烧菜则由妈妈亲自下厨掌勺，因为她的烹调手艺非常好。曾在我们家里帮忙干过活的几位雇工，为人都很朴实，爸爸妈妈待他们也都很亲切关心，虽然是雇佣关系，但日常相待亲如家人一般，几乎没有什么主仆之分。
　　
　　我们迁居武昌一年以后，潘炳文表哥回浏阳把祖父也接来了，一家人团聚，共叙天伦之乐。祖父七十八岁去世，那时我已十七岁了，印象很深。祖父精于医卜星象之学，他常说要传授给我，但因为我已经接受了新思想，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迷信，我不要学，他也没有勉强。祖父逝世前早已给自己算过命，他把我叫到床前说： “你是我的长孙女，我最喜欢你，你是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因为妈妈生我时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所以祖父说我‘生不愿来’；‘死不愿去’就是说我一定会长寿）。但你的一生很坎坷，不过晚年却会很幸福。你妈妈现在怀孕，不能料理我的后事，那就只能让你这个长孙女来帮助料理我的身后之事了。”我把祖父的吩咐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只能遵命了。他把祖父临终前所要换的衣服等东西都交由我来管理，并叫表哥他们也都来帮忙。我坐在祖父身边，一点也不害怕。父亲也没有去睡，大家都含着泪陪着祖父，祖父自己也含泪不语。父亲点了香，默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和《往生咒》，按祖父的说法，这都比哭好。祖父临终前，令我献他三杯起身酒，就这样送走了他老人家。追念当年祖父对我的祝福，正如他所预言的一样，我一生经历无数风雨坎坷，现在已经活到九十多岁，也算是长寿了。

　　
　　祖父五十多岁即因念念不忘祖母的深情贤德而守义未续娶。他与人为善，从不宣传自己。唯一的嗜好是杯中物，自号酒仙。父亲性孝，为之准备五十斤一坛的黄酒，无须菜肴佳馔，随时随兴，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地取饮。他说，暴饮、豪饮伤胃，亦会失去对好酒的品鉴力，微醺最佳。酒可助兴，借酒浇愁愁更愁，是名士派的自苦。父亲欣赏永不消沉的太白遗风，并具有乐天平淡的胸怀；我亦深喜吟诵李白的《将进酒》，一生应酬亦未大醉过，从未失仪，能处逆境虽苦亦乐，可能都是来自祖父的遗传。对他老人家慈祥的音容，至今犹存怀念之思。
　　
　　父亲工余嗜好吟咏，与当时名儒樊樊山、易实甫、袁炼人等时有唱和，发表在交通部主办的《扶轮》月刊上。又按音韵手辑历代名词，数易其稿，定名为《词林韵准》。我记得小时候还帮他抄写过，但最后定稿全是父亲自己的手笔，足见父亲治学的认真与辛劳。在多年的战火中，多亏母亲和四弟多方保护父亲的手稿。三弟发达后，由他出资，四弟、五弟参与整理，先在台湾出版；我平反后，又由中华书局再版，并赠送给国内有中文系的著名大学图书馆，作为爱好古典音韵、诗词者的参考书。五弟回浏阳时，将此书献给故乡，置于谭先烈故居大夫第，既珍惜上代友谊，亦希望后人继承传统，日益兴旺发达。

　　
　　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培养了我对诗词的爱好。但父亲并未对我讲解诗词入门的基础知识，他说即使如朱淑真、李清照这样的一代女词人，也只是用诗词记述其红颜薄命的凄凉。他鼓励我读史，读《列女传》。他对秋瑾先烈非常崇敬，是支持我走向革命的一位开明的父亲。我在家时，忙于补习功课，还要辅导弟妹，无暇问津诗词。后来得以拜俞陛云（阶青）老师、冒广生（鹤亭）老师为师，才学习了诗词的入门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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