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百变的战局下
-
钱大钧清楚地记得,1935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在南京附近举行了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军事演习——冬季大演习,地点就在南京的内外廓阵地之间。参加演习的部队也全是中央军的头等主力,如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87师、第88师和第36师等等。演习分为东、西两军,双方以攻防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目的,在城东南地区进行了一次具有很强模拟性的攻防对战。
虽说是演习,但这场由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上将直接指挥的推演性质的军演,却极具规模,也有着极强的军事指导意义。除了两军对战性的模拟攻防之外,与此同时,各防御区也进行了局部演习,各要塞防守区更是模拟了“对敌舰射击、各炮台之间的联络、步炮协同、对上陆之敌攻防以及夹江临时封锁”等科目,而海军也演练了以布雷作战的方式来封锁江面的作战科目。
现在看来,虽然国民政府担心会刺激到已经蠢蠢欲动的日本军方及政府,同时也是为了保守战术、技术上的秘密,为以后随时会发生的中日对战做好准备,1935年的那场大规模的陆、海军冬季大演习几乎是在较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却对于当下的局势具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尽管20世纪30年代初起,参谋本部就开始秘密制订《京沪保卫战设想和计划》,并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准备针对日本进攻的作战部署,但始终没有做过认真的推演论证。而恰恰在那次冬季大演习中,政府直接以日军为假想敌,以南京遭到攻击为假想模式而展开的军演模拟了参谋本部及军委会一直所考虑的首都防御作战思路,即“候敌至汤水一线,利用复廓阵地消耗敌之战力,最后诱敌深入到紫金山以南地区而歼灭之”。而参谋本部在1934年所拟就的《南京防御计划》的方针也同样是“警备队以保卫南京之目的,须以相当之兵力及全区要塞击破或抵抗敌方海陆空军之攻击为要”。
然而无论是当时跟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临演习现场视察的钱大钧,甚至当年的裁判长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上将恐怕都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南京很快就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因此从1934年8月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战字第3652号》、8月21日的《参谋本部至军事委员会呈》开始,到1935年7月8日的《江宁区狮马两台要塞堡垒地带整理会议记录》、9月的《参谋部本军政部致军事委员会呈》都在反复强调南京外线的工事构筑及防御部署情况,但直到8月下旬,淞沪战事全面升级,松井石根指挥的上海派遣军由吴淞口、川沙镇登陆之后,在面对日军由守势作战转为强大攻势作战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真正开始重视南京的防御问题,这不得不使军委会多少有些手忙脚乱。
9月2日,军委会下令责成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与南京卫戍司令部迅速修整南京地区工事,制订防御计划,同时责成第三战区派军修整,加强吴福线、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以备淞沪作战部队在万不得已时,可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巩固首都。
而也就在同一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赶筑工事,应分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何应钦部长批示:由徐参事约集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教导总队长及该队参谋长等,于今晚会商遵办。
9月3日,何应钦部长便致电谷正伦、桂永清,要求他们立即按照蒋介石手谕赶筑南京防御工事。而在9月9日,不放心的蒋介石委员长又亲自电告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副总监、南京卫戍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将军:“已电令第53师、第77师、第121师迅速开赴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部指挥,加强首都附近之工事。预定第77师担任常州、宜兴、长兴一带守备作战,第53师担任浦镇、滁州一带防御,第121师担任句容、天王寺一带防御……”
9月24日,负责构筑外围国防工事的唐生智、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委员长:
关于吴福线野战工事之构筑,本日在苏召集上官军团长云相、张总指挥钫、鹰屋顾问及其他相关幕僚商讨,决定如下:(1)由上官军团长负全般战术上指导之责,由杨副主任负技术上指导及材料准备之责。(2)筑攻部队由第三十三师之三团附民工七千人,担负福常段,第七十六师之四团附民工一万三千人,担昆汤湖以南头西塘镇一带之工事……
在雪片样纷飞的电文往来中,在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部的敦促下,南京卫戍司令部迅速制订了南京防御阵地编成计划,并上报。其主要思想为:以大胜关至龙潭之线原国防工事为南京东南主阵地,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凤山、杨坊山、红山、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一线为复廓阵地;在长江北岸,以浦口为核心,由点将台、江浦县为主阵地,与东南主阵地夹江形成环形要塞。
预计使用兵力为:江南阵地为4个军,其中主阵地带部署3个军,复廓地部署1个军,江北阵地部署1个军,总计5个军的兵力。但该计划虽经统帅部核定批准,但却没有得到实施,甚至就连预定调用的部队都未能落实,第53师、第77师未能按时进到南京,第121师及第167师到达南京后又立即被调走。整个作战计划从制定之初就成了一张废纸。
首都南京都尚且如此,何况杭州湾。杭州湾不乏有利于登陆的沙滩,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但是在战前这一地区并没有构筑太多的海防工事。直到8月20日,蒋介石委员长得到金山卫有日本海军的斥候登陆侦察的情报,才指令“严防”。但是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旅团,不会对上海战局产生太大的影响。
这一说法粗看颇为可笑,日军有登陆的企图又凭什么认定其规模一定会控制于一个旅团之内呢?这一点很大程度上与10月杭州湾的气候和水文均不利于大兵团的登陆作战不无关系,而且国民政府方面也曾专门勘探过从杭州湾到浏河口的全部海岸、江岸线情况。
其中杭州湾的新仓到澉浦段,不适于登陆兵上岸;而从海盐到乍浦段,只能容一个师左右的兵力登陆,而且登陆后的部队不便于向纵深发展。柘林迤东、迤北到老港(南汇县),暗礁和浅滩较多,无良好的港口和海湾,且岸上10至15公里纵深没有通往内陆的良好道路,也不利于联合登陆作战。白龙港到吴淞口地段,海岸航线水位很深,大型船舰可直接靠岸,其不利条件是海面沙滩很多,航道狭窄,大批舰只拥塞航道,容易受地面炮火袭击;且上陆后,不易于登陆兵的战役展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在杭州湾方面并没有部署太多的兵力。当然上海正面战场上的鏖战也使得中国军队多少有些顾此失彼。淞沪会战前期中国军队的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充分,无论对敌情了解或部队训练(尤其炮兵的训练)都远离理想,因而进攻一开始就立即受到日军顽强抵抗。而随着战事进入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虽然不断增援投入部队,却不得不调整为守势。中国兵力处于劣势,日本陆军却不断地以攻为守,采取中间突破为轴心的全线进攻策略以保证不给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喘息的机会。
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使得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可以以十万之众制衡数十万国民政府的精锐部队。但是中国军队全线死守,寸土不让,以数倍牺牲的代价消耗日军,最终双方都打得异常惨烈艰苦,往往一个镇落据点反复易手十余次之多,致使日军中间突破的战术收不到迅速摧垮中国守军的效果。而由于弹药消耗太大,火力强悍的日军此时甚至开始以弓箭浸蘸汽油点燃后向中国守军射发。
松井石根很清楚他不能停止进攻,而南京方面为了民族的延续而停止干戈的国民政府各派大佬也很清楚时间对于中国更为有利。因为从8月下旬开始,中国增援部队即源源不断地开赴上海、江浙一带。川、黔两省部队于8月底9月初动员出发,“沿湘黔公路徒步行进,到湖南辰溪,乘木船至常德,再换轮船经洞庭湖抵达长沙”,于10月初到达上海前线。而广西部队从8月下旬出动,9月中旬开抵徐州、海州一带布防,后又增援上海。尽管在当时情况下,交通不便,通讯困难,部队机动性差,增调部队涉及问题很多,但是毕竟持久战对于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是有利的。所以中日双方虽然都深知上海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战场,但却始终紧紧地互相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