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后来者可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因而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重蹈了西方的覆辙，而且步入了利益集团铺就的歧途。

　　“城市病”集中爆发，病情愈发严重。依据西方的经验，城市发展不当势必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经济活力降低，商务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丧失。中国因承袭西方城市化发展模式，自然不能摆脱这一困境。国内媒体报道，中国城市发展有“四大怪”，即：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把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缺陷归结为：宜居土地和水资源稀缺，人地矛盾尖锐；“候鸟式”农民工迁移规模巨大，流向分布失调；能源存量结构失衡，建筑能耗过快增长；机动化与城市化同步发生，城市蔓延趋势初显；城市化推动力失调，污染排放失控；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城市风貌类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和城市区域化加速来临，城市间恶性竞争加剧。仇保兴：《我国城市化发展亟待解决八大问题》，新华网，2006年6月15日。2010年10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认为六大“城市病”——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给中国城市的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中国城市面貌越来越洋，本土灵魂越来越少。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美国人简•雅各布斯坚信，城市应该是自发生长起来的社区集合，而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人工规划的工程。挪威建筑理论家诺博格•舒尔茨透视，西方建筑“都是特定时期宗教和哲学主导思想的物质表现，并因此成为表达和传载（西方）人对世界和自己的存在意义之理解的象征形式”。秦红岭：《建筑的伦理意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照搬西方，没有内涵，缺乏自己的传统底蕴。设计者与建筑师们挖空心思，用“大尺度街区”设计与光怪陆离的“视觉震撼”感来修饰冷冰冰的混凝土丛林，用万丈豪情矗立起一座座摩天高楼，但是最终无法掩饰一个城市的内在的贫乏，而贻笑大方，见笑后人。

　　大众所关注到的“城市病”——噪音污染、光污染以及废弃物污染，热岛效应，交通堵塞等，其实只是城市化的生理疾病，是一种“皮肤病”。在“城市病”早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时，中国的城市经营者认为，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但是，中国的城市似乎越来越“病入膏肓”，甚至可能导致“偏瘫”。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大多数垃圾只能被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作为“首堵”的北京，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2010年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以生活在“皇城根下”为傲的北京市民，每天吸入的有害气体量相当于抽2-3支香烟产生的废气量。每个工作日，应和着上班潮而出现的小汽车“潮汐”运动，使这个古老而现代的都市近乎陷入瘫痪。

　　除了生理疾病外，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患有越来越严重的心理疾病，抑或精神病。在城市中，尽管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但是心理距离却拉大了。人们正在成为行走于混凝土的丛林之中的苟且营生的经济动物。人心涣散，社区解体。欺诈、偷盗、抢劫等等违法犯罪行为猖獗，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对立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而且存在于群体之间，即市民与农民工之间，不同阶层市民之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早已成为广大市民的慨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纯属扯淡韩寒：《城市，让生活更糟糕》，2009年11月18日在“世博论坛暨第四届嘉定汽车论坛”上发言，参见韩寒博客。。对越来越多的市民来说，城市生活像极了“鸡肋”。

　　忽视、侵蚀、毁灭乡村与农业文明。西方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它表达一种对时间的敬意与敬畏。但是，太多的中国城市是在几年间建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造城运动中，相关地方政府部门、银行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集团，将古老的“五行说”之中的“土生金”（也就是土地的价值）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没有什么法律、道义的力量能够阻拦利益集团的推土机。原来推土机只是推平城市郊区的耕地、林地；时下，推土机已经驶入农村，推平农民的宅基地。在安徽、山东等多个省份兴起的“灭村运动”，将农民“请上楼”，将农民人为升格为无就业途径、无收入来源、无基本保障的“三无”市民。

　　实际上，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牺牲农村、农业、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30年前如此，30年后亦然。户籍制度人为地垒砌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将共和国的公民分割成市民与村民。然后，再采用各种手段（机制化、政策化甚至法律化），将农村各种资源人为地调集到城市，供市民廉价甚至免费享用。很多农民工选择城市其实多半是一种无奈——他们只是希望生活不要变得更糟糕。这是因为，政府对农村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基本保障）的长期漠视，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将广大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闲置资金等诸多资源吸引、驱赶到城市。

　　笔者2002年来到北京，记不清单位门前的街道已被开膛破肚多少次，印象至深的是“扒路军”在不知疲倦地为日益攀升的GDP做贡献。然而，直到2008年，笔者安徽无为老家因沐浴“村村通”的阳光雨露，方才修了一条一次仅能通过一辆中型卡车的简易马路——单行道，现代文明似乎“一步到位”。农村投资的严重不足与城市投资的严重过剩交相辉映。经营城市的一个“杰出硕果”就是拉链工程层出不穷，“废物市民”（无所事事醉心于声色犬马、养猫遛狗族）比比皆是。

　　加剧人与人、城与乡的对立。城市经营者实施的“土地财政”的收取和使用严重透支了未来收益。地方政府出让的用于各种用途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在40-70年不等，土地出让时，对按照年限累计的地租实行一次性收缴，用于当期城市“形象工程”等各类支出，表面上增加了当下财政收入，实质上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收益，“寅吃卯粮”势必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造成现人与后人的对立。

　　中国的城市化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改变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而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元经济”与“三元社会”，即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诞生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对31个省(市区)调查资料统计，2009年中国农民工已达2.3亿人，其中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约为1.5亿人。在城市中，集中从事低工资、低待遇的脏活、累活、单调活或危险活。他们“候鸟式”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既非工非农，非城非乡；又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中国学者高明，称之为“半城市化”或“准城市化”。说“半”仿佛是一个人一只脚迈出了门槛，另一只脚仍然停留在门内。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抑或处于“城市留不下”，又“乡村回不得”的尴尬境地。

　　多年来，一度无比骄傲与荣耀的市民，被城市病折腾得越来越没有了脾气。但是，无论如何，相对于广大农村、农民，中国的市民在骨子里依然还存在一丝优越感。他们可以随便在马路边找一个农民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好好读书，出人头地，否则“这个人就是明天的你”。

　　在西方以及后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贫民窟”的出现非常普遍。多年来，中国则为自己没有这一“城市伤疤”而感到自豪。尽管没有贫民窟，但是中国有棚户区，有“城中村”，有“胶囊公寓”，有拥挤不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城市居住群体逐渐分流成三个层次，即“天上人间”的富贵层、地表的普通市民层，以及地下的农民工层。在诸多光鲜大楼的背后隐藏着“城中村”与“棚户小屋”。在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里，违法建筑私搭乱建、治安恶化、环境脏乱、消防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比比皆是，不少村子成了黄赌毒的温床。

　　中国城市化没有产生“贫民窟”，除了有强大、无坚不摧的“城市管理”力量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民工在农村有田地，就业生活仍有很大伸缩性，在城市失业可以回到农村，拿起锄头，重操旧业。农村的那一小块田地不仅是农民工眷恋的故土，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后防线。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讲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真实状况。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在2006年农业税被全面取消后尽管有所改善，但是“三农”的“苦、穷、险”并没有得到根本逆转。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农民工、日趋严重的“城市病”……，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